邵雍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并被称为“北宋五子”,在宋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较于其他“四子”而言,对邵雍的研究要少一些。由于邵雍的易学思想比较突出,其诗歌又充满对天道人事的体察和追问,所以学术界对邵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这两部著作上,另一部以邵雍署名的作品《渔樵问对》,则少有人问津。《渔樵问对》通过渔夫与樵夫二人的对话,谈古论今,内容涉及宇宙、社会、历史、人事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包。该书一直被大部分学者所忽略,其主要原因在于该书的作者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本文即是在详细考证《渔樵问对》的版本、作者、成书年代及其与邵雍其他著作的关系的基础上,接橥《渔樵问对》的哲学意蕴。《渔樵问对》现存有多个版本,而且不同版本内容不一。本文通过宋代以降不同时期刊刻的《渔樵问对》与现流传的不同版本作对比,判断《渔樵问对》的成书年限不晚于1107年。对于《渔樵问对》的作者,本文通过引述历史上不同的人关于《渔樵问对》作者的争议,特别是朱熹和张行成的论述,再加上文本内容推断《渔樵问对》应是邵雍所作无疑。《渔樵问对》多处引用《皇极经世》中的原话,也证明此书与邵雍有莫大关联。《渔樵问对》很可能是邵雍早期所写的一部作品,为其后面的皇皇巨著《皇极经世》奠定基础。《渔樵问对》的哲学思想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展开。邵雍以太极为本体,按照一分为二的法则衍化,生出阴、阳、刚、柔四象八卦至六十四卦,建立先天易学,易道始备。宇宙的生成由简至繁,从一到多,化生出万事万物。邵雍构建了一套宇宙生成的最高法则,其落脚点还是在儒家所侧重的人道。人禀阴阳二气而生,阳正阴邪,就有君子、小人、善恶之分别。善恶各从其类,利与害也就因此产生。君子要修善积德,守持正固,尽人事而听天命。从根本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为万物之灵,能够体悟宇宙的大化流行。圣人又为人之至者,时行时止,顺于自然。邵雍力求通过“以物观物”的认识论原则,消除物我之别,通晓万物之理,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天道有消长,推及人道就有盛衰。阴阳的消长反映在社会历史上,就产生兴衰治乱。邵雍深入到历史更迭背后,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剖析古今治乱之道,得出“天下的治乱还是系于人”这一结论,其中统治者起到关键作用。治理天下需因时制宜,灵活变通,经权合一。邵雍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把握阴阳消长之理,明晓盛衰治乱之道,治而防乱,乱变为治,主宰人类自己的历史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