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内蒙古地区,特别是有清一代,清政府的扶植下迅速发展。到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多达1800余座,喇嘛人数约15万人左右。至此,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历史上佛教在不同民族和地区传播过程中,自然形成了民族化、本土化属性。但是国内外学界对清代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传播的历史现象关注不足。因此有必要系统深入的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传播,这对研究和探讨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利用档案及文献史料、田野调查等对清代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填补了以往该研究领域的空白。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与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相互影响或彼此融合,构成了与西藏佛教有所不同的传播模式。即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族聚居区域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吸收了蒙古古老的萨满教思想学说,而且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蒙古族思维模式、审美情趣、性格习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诸多“价值参与”,使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更为明显,富有异彩。清代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传播的主要表现在藏传佛教教义与蒙古萨满教神灵的结合、藏传佛教基本经典《甘珠尔》《丹珠尔》经的蒙古文翻译、蒙古语诵经体系的形成与推广、汉式、蒙式风格和汉藏风格结合之寺庙建筑的出现、仿效清代蒙古社会组织形式的札萨克达喇嘛管理体制的实行、藏传佛教与汉族民间信仰相结合的“复合体”庙宇的出现等方面。其中,最具民族化、本土化表现形式则是内蒙古地区蒙古语诵经体系的形成与推广。清代内蒙古地区蒙古语诵经体系由内齐托音一世创立的蒙古语诵经制度、察哈尔镶白旗的蒙藏双语诵经法和蒙古民间形成的蒙古语嘛呢经念诵形式等构成。内齐托音一世创立的蒙古语诵经制度是内蒙古地区最早推广的蒙古语诵经方式。内齐托音一世在内蒙古东部诸部传教时,为了使广大蒙古大众更容易接受佛教教义,首创蒙古语诵经制度。由于内齐托音一世用最朴实的蒙古语诵经方法传播佛教教义,深受当时内蒙古东部各部贵族和广大蒙民的极力供奉和敬仰,在蒙古民间被称为相当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博格达”喇嘛。其后,内齐托音一世弟子梅力更葛根一世传承其师傅的蒙古语诵经制度,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不断推广蒙古语诵经体系。尤其是梅力更三世在原来基础上创建新诵经法,使内齐托音一世创建的蒙古语诵经制度更加完善,也使得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传播更为明显。内齐托音体系内东部蒙古地区很多寺庙实行了各有不同的蒙古语诵经形式。如科尔沁诺颜呼图克图葛根庙、巴林右旗四大寺庙、阿鲁科尔沁旗汗庙、扎鲁特右旗旗庙和葛根庙、喀喇沁三旗寺庙等。这些寺庙中有的寺庙以纯蒙古语诵经,有的以蒙藏双语诵经,有的以蒙古语念诵《甘珠尔》《丹珠尔》经。在内蒙古地区形成的蒙古语诵经体系中,察哈尔镶白旗蒙藏双语诵经法占有一席之地。康熙年间唐古特喇嘛拉锡斡节尔在镶白旗传教时,为了适合蒙古地区的本土特色,制定了蒙藏双语诵经法。其后,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继承和发扬了蒙藏双语诵经法。察哈尔镶白旗各寺庙统一推广的蒙藏双语诵经法使藏传佛教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本土化传播富有异彩。蒙古民间形成的蒙古语嘛呢经念诵形式是清代内蒙古地区蒙古语诵经体系中影响较为广泛的诵经模式。嘛呢经是藏传佛教经文的一种形式,在清代广泛流传于内蒙古地区。嘛呢经一般是以诗歌的形式撰写的。嘛呢经念诵的主体是民间的普通蒙古人。嘛呢经不论其内容还是传承的语言,均体现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本土化、民族化特色。总之,不同形式的蒙古语诵经方式使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化、本土化传播更为明显,对佛教经典的蒙古文翻译、蒙古族传统语言文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历史编纂学、医药学等方面的传承和发扬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