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时期不同，中国在三四十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社会政治异常动荡，战争频繁，阶级矛盾日益凸显。女作家们也怀着沸腾的情感和强烈的忧患之心关注并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面对日本侵华、国土沦陷的时代背景，白朗受到丈夫罗烽以及左翼作家的影响，毅然选择用手中的笔做武器，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报刊、杂志的编撰，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加入到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中。　　 本文着重从抗日主题、流亡主题、成长主题三个方面对白朗的作品进行详细解读。白朗作为一名爱国主义战士，虽历经颠沛流离，尝尽战争的苦难，但始终未曾放弃抗日的决心，坚持考察和写作，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无耻行径。白朗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多以抗日为主题，勾勒出一副副壮观的民族抗日浩歌。白朗作为具有良知和民族责任感的左翼作家，始终继承着“五四”精神，尤其是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事业，在革命现实主义思潮内部坚守五四新文艺的启蒙主义传统，承担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拯救使命。在延安文学时期，由于解放区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其创作受到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但白朗并未完全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参与到“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斗争中来，主张真实地描写现实，揭露社会的丑恶和黑暗。白朗这样的坚守是对“文艺真实反映现实”的“文艺观”的肯定。东北作为抗日最先沦落的一角，白朗深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人民生活惨遭不幸的痛苦，在敌人追杀之下，白朗与罗烽被迫踏上了流亡的道路，与自己的亲人长久不得相见，饱受相思之苦。在流亡途中，白朗深刻地体会到了做为流浪者的痛楚，感受到了对东北故乡绵绵不断的思念，同时面对现实的残酷，作家深感生命的可贵与命运的无常，却始终不曾放弃希望和憧憬，使得生命在绝望、反抗之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和激情,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力之美”。白朗从参加反满抗日到逃亡至沪，从武汉到重庆，从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参与延安“文抗”，从参加抗美援朝到被打成“右派分子”，一路走来，经历了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同时造就了一个坚强、成熟、沉着、冷静的女作家，一个走在时代前列，敢想敢做的女性。　　 在白朗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她本人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无数革命者的成长，尤其是无数女性的成长。在国家危难之际，她们自觉地走出家庭，参加到物质劳动和战争后方，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在家庭与事业、孩子与工作的两难选择面前，她们敢于放弃家庭，暂时抛弃孩子的阻碍，自立自强，为国家民族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苦难中奋发，在梦想中成长。在白朗本人以及一代人的成长足迹背后隐藏着一股向上向善的动力，渗透着强烈的悲壮情怀。白朗小说深受时代大潮的影响，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然而，客观地讲，过于强调时代感与目的性的创作心理，势必会增强文本创作的功力色彩，从而影响到小说创作中语言的表达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家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作品的教育性与时代性，然而这种对主流话语的盲目书写，势必会造成作品形象的单一性以及故事情节的简单化，同时忽视了作家个人情感的外倾，使其作品的质量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