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历代研究《礼记》者虽众，文学层面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因此，本文选取《礼记》为研究对象，拟从文学角度，在历时与共时的纵横比较中，力求对它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彰显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论文在绪论之外，共设5章，约15万字。绪论部分阐述选题的意义及研究方法，着重回顾了《礼记》文学研究的历史。在古代，文学意义上的研究突出地是以评注的方式，展示出《礼记》文学阐释的独特风貌和历程。近现代以来，出现了一些论及《礼记》文学价值的中外专著或论文，而且，不少古文选本和古文鉴赏辞典以雅俗共赏的形式，来评析《礼记》的文学成就，也是该期一大特色。综观历代《礼记》研究，经学层面的研究成绩斐然，且始终居于主流地位，而文学层面的研究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迄今，《礼记》文学研究尚不够全面和深入。第一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礼记》的有关问题。《礼记》的来源、编选过程、成书年代及各篇作者等问题比较复杂，对此学界观点不一。本文仅表明取舍态度，以避免将过多的精力放于此处，即认为：西汉戴圣所辑的四十九篇《礼记》来源甚广，它基本成书于先秦，各篇的作者难以一一指实，当非一人一时之作。先秦礼家本为解经之意而作“记”文，然因后来博采经传、诸子之书，颇见驳杂，至《礼记》成书时已非纯粹解经之作。所以，今本《礼记》和《仪礼》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与“经"的关系。应该根据《礼记》的成书实际，将《礼记》和《仪礼》之间理解为“动态”的关系。现存大、小戴《礼记》的内容不完全相同，“记”文各有侧重、详略之分。所谓的“小戴删大戴”之说，未免过于简单化。第二章从文艺学、社会心理学等角度，阐述《礼记》的文学思想。《礼记》认为，文学产生于心之感于物，并由此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为后世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学具有情感特征，故其作用在于：由“治心”而“治道”，达到“合同”，为社会政治服务。这种现实功用观影响了后代文学思想的生成，构成了文学领域乃至社会、人生领域的主流思维模式。其中，它所全面、深入诠释的礼乐关系，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礼乐”也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特质的经典概括。在文质观上，《礼记》注重文质的和谐统一。因为它所说的“乐”涵盖了综合性的艺术，所以，其阐发的文质观实际上已是具有文学层面意义的文质理论。后世的文质观多未脱出它的樊篱，从这个意义上说，《礼记》的文质观承上启下，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第三章分析《礼记》围绕“礼”刻画出的众多人物形象。首先阐述《礼记》中的人物概况及其文学意义，然后重点论述儒家人物形象。其中，孔子形象具有儒者、贤师和智者三者合一的特点。与《论语》相比，孔子更多从真实向“圣化”过渡的特征，这与后人对他的推重，以及《礼记》各篇作者所受的时代濡染有关。孔子形象的这种过渡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比较前提，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孔子形象演变问题的认识。论文还以《左传》、《史记》等的记载为参照，着重分析《礼记》中的五个孔门弟子形象。《礼记》揭示出的这些人物特点及精神风貌，为全面了解、研究先秦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人物风神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第四章论述《礼记》的文体形态。在综述《礼记》文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礼记》的文体形态及其特征。根据表达手法的不同来划分，《礼记》大致有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三种文体类型。议论文已经相当成熟，文学色彩最浓的是记叙文，说明文一类篇章虽文学性最弱，然基本上都能做到文字表达简练、流畅。《礼记》中普遍采用的语录体形式，上承《论语》而又有所发展，对后世文学如汉赋中的问答体不无影响，其叙事经验也有着借鉴意义。此外，《礼记》中一些有关古代文体如诔、铭的阐述，对后世文体也有影响。第五章探讨《礼记》中众多散文篇章的艺术成就。谋篇布局层折曲妙，行文句法繁简有当，以及鲜明的话语特色，共同形成了《礼记》典雅凝炼的文学风格，呈现出经典派文学的艺术底蕴，从而赋予了它生生不息的品读价值。结语部分概述研究所得，并由此认为，理应重视并切实评价《礼记》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应该给予《礼记》以一定的地位。如此，则将更有益于我们不断地汲取古人成功的艺术创造经验，发扬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本文在对《礼记》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