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29年间中国史学形态主要有三个，一是以中国经学为基础之传统史学；一是由梁启超倡导，以现代观念为指导，以史纂为主，与同时代西方新史学接轨之“新史学”；一是以“科学”观念为指导，以史料的整理考据为主，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关系密切之“新史学”。这三个史学形态在清季民初三十年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运行轨迹：中国传统史学随着经学的消解而逐渐衰落，最终消亡；“新史学”在经历短暂的兴盛喧嚣之后趋于低迷，直到二十年代末依托社会经济史学才得以再度发展；“新汉学”登陆学术舞台后，逐渐垄断了最主要的学术机构和资源，成为民国历史学的主流。为何内满足国内需求外符合世界史学发展潮流的“新史学”率先兴起却又停滞，而范围狭窄且“流弊亦多”的“新汉学”能后来居上成为民国史学主流?这是一个关系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史学界一直没能给予合理的解答。在对“新史学”和“新汉学”两种史学形态有关史实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给出自己的解答。《新史学》如同一颗重磅炸弹，投在了死水微澜的晚清学术界。“史学革命”成为1902年以后几年史学界最响亮的口号。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学术运动，各方的态度迥然不同：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迅速加入，并将“新史学”中的民族主义等运用到排满活动中；而清季民初的政府与大部分传统学人显然对“新史学”持排斥的态度。这种排斥态度在《清史稿》编纂体例讨论中有着显著的展现。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政治的持续动荡，持“新史学”思想的学人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队伍：“新史学”之倡导者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1905年左右转向稳健和保守，不久既离开了“新史学”队伍；章太炎等激进的革命派在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后，走向了“保存国粹”。缺少学人支持的“新史学”并没有取得很多实质的成果，并最终陷入停滞。虽然“新史学”陷入了停滞，但是“新史学”的种子已经撒播进中国史学的泥土中。历史的进化论、“多学科交叉”的治史取向等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已经对学术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经由国粹学派、南高史学传延不息，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通过社会经济史学复兴。“新汉学”是现代“科学”观念、中国传统经史学问、西方汉学的方法与学术范式相互影响作用的产物。“新汉学”产生的过程，就是中国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国粹学派“以史融经”的理论使经学除去意识形态的外衣，还原了知识的本面目，为此后进一步扫清经学对于现代学术发展之障碍，促进“新汉学”出现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而章太炎等人的学术研究，将乾嘉汉学那里的音韵、训诂、考据、文字、校勘等用以解经的专门之学，转化史学研究的工具，这为“新汉学”方法论的形成与传统学术之优点的整合做了初步准备。但是，“国学”在现代学术学科中并没有一席之地，还得通过胡适等人以“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等科学精神为指导的“整理国故”运动，转化成现代的史学形态。这种史学形态就是“新汉学”。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服膺“新汉学”之学人在北京等学术中心的积聚，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学术期刊的创立，“新汉学”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得到确立。在分别探讨了“新史学”的发展轨迹和“新汉学”的出现与发展之基础上，第四章集中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1901年至1929年这段时间，为什么内满足国内需求，外符合世界史学潮流的“新史学”在短暂繁荣之后归于沉寂，而以史料的整理考据为主，与乾嘉汉学和西方汉学关系密切之“新汉学”却蓬勃发展，成为学院派史学主流?概括来说，“新史学”不能发展起来与其理论过于超前等自身因素有莫大的关系；而中国现代学术迟迟不能发展，史学在起步之初就陷入危机，旧学的延续等外部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新史学”难以克服的障碍。“新汉学”在很大程度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的学术资源。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迟缓和史学危机对其影响较少，而旧学的延续不仅未成其阻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发展。简单地说，“新汉学”前有国粹学派的开路，后有王国维、胡适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推动，外有西方汉学的刺激引导，内有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资源的支持，所以能乘着“新文化运动”营造的新学术风气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民国历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