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是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机制、文化范畴，但是，这种由文化所建构而非生物属性所规定的机制，却成为人们划分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依据，并且长期以来被叙述为人的本真性、根源性的知识。在现代，当宗教神话解体后，人们开始建构新的性别神话来抵抗现代性带来的断裂与迷茫。事实上，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社会性别认同，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它与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换与确立时期，处于东西方文明激烈冲撞之中。现代性给古老中国所带来打击和震惊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断裂和冲突，由此所引发的身份焦虑与不安更加突兀。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男性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阶层身份都遭遇到了空前的认同危机。这一切危机也必然引发中国人(男性)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人们迫切需要重整性别秩序来组织他们所遭遇的充满断裂与动荡的现代生活，借助现代性别神话来解决他们由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诸多现代身份危机与困惑问题。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男性自我主体的建构是与对女性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对他者女性的设定与想象永远是男性在面临各种人生危机与困惑、建立自我主体的首选途径。 与传统社会固定不变的性别认同不同，现代社会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个人特性，它与变动的社会密切相连，所以，现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关系中进行多次的重复才能确立。随着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变动、随着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格局中位置的迁移，中国男性知识分子自我期待与实际现状间的差异距离发生变化，他们将这种因想象与实际之间的裂缝和矛盾所导致的焦虑与不安、破碎与断裂转移投射到他者女性身上，因而他们对中国现代女性社会角色与规范的设定与时俱动。通过对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作用的阐释，通过对中国社会各种女性——新女性、底层劳动妇女、妓女、疯女人等的言说，通过女性在家庭亲属结构中的关系和性爱关系的解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在虚构的文学叙述中建立了自己在新的社会权力、文化秩序网络中的主体位置，修复了他们先是被西方强势文化、后又被政治文化所“阉割”的残缺不全的性别主体。 中国传统文学一直是单一的男性文学，男性掌管与操纵着对女性的建构权，现代文学时期女性在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中获得了自我再现和自我建构的权力，从此，中国女性开始摆脱客体的地位，启动了对现代女性性别主体的建构之路。由于中国现代女性的再现他人和自我的能力与权力都是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庇护下获得的，这一生成语境决定着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具有更加明显的双重性，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也呈现了不同的路径。一方面她们必须不断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男性欲望和要求，压抑自己真实的生命需求和体验，按照时代主流话语的走向与节奏来调节自己的写作，参与对于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话语的构建，分享男性的话语权力，争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她们又在小心翼翼地建构女性的叙述权威，不仅凭借母女关、同性之爱等独特题材与意象展现女性经验，而且利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对抗男权世界对女性的边缘化和客体化，建立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身份，摆脱女性的他者、被言说的文化处境，变沉默为有声、变客体为主体。在新女性的建构与叙述中，她们打破男性精英知识分子设置的男/女、导师/追随者叙事模式，消解将女性欲望化客体化的倾向；在对底层劳动妇女的构想与叙述中，从女性的身体出发，展现她们在男权压迫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在苦难与不幸中开掘出她们所潜藏的主体能动性，对女性的主体意识进行了重审。正由于女性获得言说的权力和能力，参与了对女性自我的再现与建构，修正男性创作主体对女性形象的无意误读和有意的歪曲，使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社会性别的认知和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叙述是性别建构最重要的场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是现代中国人建构现代社会性别的过程。 本文将社会性别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目的有两个。一是回到历史现场，重现历史场景，将中国现代男女作家所创造的文学文本进行比较阅读，探讨其中所包含的性别政治，检视现代中国的社会性别想象的多样形态及其文化象征意义，追问中国现代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叙述与建构出来的，以及这种新的性别建构与中国现代性叙事之间的关系。二是对中国长期流行现代文学史建构与叙述作出补充，一方面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男女作家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的解读，探查男性文本中潜隐的性别政治，剖析其对女性资源的挪用和女性自主意识的压抑，关注女性文本的中所隐藏的女性愤怒、反抗、疯狂、绝望，辨析女作家如何套用、批判、抵制男性权威，建立自己的文学权威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挖掘女作家被遗忘和冷落的文本，确定它们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