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一生三办《甲寅》，评议时政、申明主张，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周围也一度形成趋向一致、相互呼应的思想、言论派别，即“甲寅派”。由于和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关系，“甲寅派”亦进入了中国新（现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处在“王纲解纽”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民国时期文学史对“甲寅派”的阅读和书写都是多元的，在众声喧哗之中保留了原初状态的文学史“甲寅派”书写面貌。本文通过全面考察民国时期文学史传中涉及“甲寅派”书写的文学史著作，梳理出民国时期文学史中“甲寅派”及章士钊的书写样态。正文以四部分梳理民国时期文学史传中的“甲寅派”：从历史现场出发，到新文学支持者笔下的“甲寅派”，再到论友笔下的“甲寅派”，再到左翼文学史家的书写——“甲寅派”文学-政治一元同构的开端。第一章回到《甲寅》月刊、《甲寅》周刊的历史现场，寻绎文学史丰富细节中的“甲寅派”诸多侧面，论证章士钊一贯的“论政”大于“作文”的倾向，以及调和折衷的姿态。以此为起点打通“从现场到史书”的脉络。第二章主要关注民国早期新文学支持者撰写的文学史。胡适最早将“甲寅派”纳入文学进化的叙事链条，用来指称《甲寅》月刊承载的政论文派。随后的陈子展、王丰园、伍启元等史家将《甲寅》月刊、《甲寅》周刊一并纳入视野，“甲寅派”开始被分出前、后，在文学史的叙事情节中扮演一正一反的角色。第三章主要关注同情章士钊及《甲寅》周刊的史家是如何书写“甲寅派”的。有代表性的史家是钱基博和王森然，他们把章士钊其文与其人相结合，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呈现。第四章主要考察阿英、郑振铎、李何林等左翼史家对“甲寅派”的书写，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史书写“甲寅派”的影响。在他们笔下，“甲寅派”逐步疏离了来自历史现场的丰富性，曾经产生进步意义的《甲寅》月刊不再被提及，对《甲寅》周刊的政治化阐释成为“甲寅派”文学、政治一体化建构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