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员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的一类职业群体,人数众多的店员对城市发展、商业繁荣及民国时期的政治走向都有着重要影响,轰轰烈烈的店员运动一度成为20年代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职业群体,店员大多具备一定的教育程度,学历也与店员的职位高低相称。职位的高低、种类及店铺的经营状况则关系到店员的薪资收入,进而影响其生活状况。制度化管理模式规范了店员的工作、生活,店员逐渐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职业与身份认同,但制度管理中的“人情”余绪,消弱了店员之于店铺的认同、归属感,薪金待遇往往成为这种不满情绪的发泄口。同侪间的复杂关系,导致店员的从众心理,不得不参与集体行动,否则就会孤立于集体氛围的职场文化之外。社会形象的塑造来自夸大的宣传、偏见及性别歧视,而不是店员自身陋习及不同观察视角的建构。以店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媒介出现,彰显了店员的群体影响力,也实现了报纸文人关注底层、训导店员进入“革命”道路的理想。当然,报纸媒介披露的多是编辑希望的应该如此的店员生活,专栏对店员生活的“再现”,其实是编辑、读者、被描述者(后二者可能重合)之间彼此妥协发言权的结果,反映的是三者对店员生活的建构与再建构。不过,报纸文人改造店员的方向与店员的自身主动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报纸文人关注店员生活,侧重于规范生活内容,店员强调业余生活,着眼点在于趣味性及可取得性。店员工会是店员表达诉求的合法平台,店员的底层声音因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活跃于店员工会的多不是普通店员,甚至于根本就不是店员,店员工会的立场也不完全是普通店员经济、政治利益的诉求体现。并且,店员工会并不成熟,工会的话语定位及阶级认同,更多的是精英份子生活观念及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国民党对店员的身份归属、店员工会的会员资格及入会管理颇多争议,店员是否应组织工会,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以及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纷争不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相关政策也是摇摆不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店员工会的职能范围及自律效果。共产党之于店员的认识,有国统区、根据地两个思路。国统区内,着重关注店员的日常生活,引导店员把生活中的日常苦难转换为阶级苦难；根据地内,店员的阶级斗争、政治动员被过度夸大,店员成了工人阶级内部不甚清晰一个符号。店员的政治参与既有被动的合作,又有主动的参与,并呈现出对国家政权的依附状态。店员的经济斗争集中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诉求,且大多以罢工的激进方式进行。国民政府在处理店员、店主间的劳资争议时,着眼点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及其统治,有时会压制店员迎合店主,有时会压制店主偏向店员,并没有既定的政策考量。但模棱两可的劳资政策,很难圆满解决劳资间的纷争,有时甚至会激化彼此间的矛盾。店员救济主要是失业救济,包括职业介绍、协助川资、因公救济等；店员教育包括子弟教育和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店员保障以储蓄应对风险为主,一定程度上尝试社会保险及团体互助。店员参与的社会救济活动包括直接捐款、通过文娱活动募集资金进行慈善救济等,并存在着一定的强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