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立足于文学文本的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论文以1950-1960年代上海文艺中的妇女形象为例,围绕新政权对女性身体和气质的改造、劳动空间的重构、新型家庭伦理的生成,以及婚恋观念的规范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意图以此来探析“新妇女”是如何通过走向劳动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关系,并构成新生活世界的表征之一。第一章,叙述新政权对女性身体的改造。讨论新政权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改造取缔表征旧上海寄生的、消费的、摩登的身体,借助文学的想象建构起劳动的身体美学,并以健康的、劳动的身体来表征新上海。本章从女性身体改造入手,引出关于消除一切“疾病”隐喻的身体解放运动,将人从被消费、被侮辱与高低贵贱的等级压迫中解放出来,生成新的身体并重新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新生活世界需要的新国民。第二章,本章以上海新妇女形象建构为主要内容。围绕知青、劳模、传统女性及家庭主妇几个类型展开分析。首先通过表征上海这座城市的“上海姑娘”形象,指出新政权如何通过文学想象完成了对一系列走出上海的新“上海姑娘”形象的建构,并进一步以新“上海姑娘”的形象表征了新上海。其次是构建立足于上海的新妇女形象,以纺织劳模黄宝妹为典型,通过她的爱岗敬业和集体精神来突出工人阶级新妇女的进步思想和幸福生活。再次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激活,建构出公共劳动空间和家庭空间兼顾的理想“新妇女”形象。最后一节以家庭主妇如何变成新型的“五好”主妇为主要内容,通过家庭主妇识字、关心集体、做好家务、节俭持家等方式,展现新型“治家”与“治国”的同构关系。第三章,以新家庭伦理的生成为主要内容。第一节,因为单位的出现,家庭不再是女性的唯一归属,女性从仰望男性的传统形象,代之以把新政治体当成自己“新的母亲”,并在姐妹情谊中建立新的共同体;其次,婆婆的文学形象发生了变化,传统“恶婆婆”被家庭中的后勤形象所取代,婆媳关系更缓和。女性因削弱妻职母职使家务责任转嫁到“婆婆”身上,婆婆的传统权威被削弱,她们转化为家庭内部的后勤力量;夫妻关系由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转化为共同参与劳动、亲密合作,女性妻职的削弱使大男子主义受到挑战,但男性顺应政治威势和家庭利益而做出妥协;母子关系发生新变化,传统的母子教育弱化,幼儿园和学校为代表的社会教养逐步代替了传统的家庭教养,隔代抚育也部分地分担了传统的母职,儿童被建构成“祖国的花朵”、新中国的“小主人”。这一章集中揭示新家庭伦理的生成,意识形态的介入完成了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角色的全新安置。第四章,以婚姻中的“第三者”、“陈世美”和“离婚问题”的调解机制为主要内容。集中阐释新政权对男女婚恋的道德建构,从“新生活世界”的稳定性要求出发,首先要对青年女性的婚恋进行指导规范,对“第三者”防范、限制甚至惩戒。其次,男性也同样被规范,陈世美现象被批判和否定,企图抛弃妻子的男性会受到来自组织的规训和限制,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依附男性的女性形象在文学中淡出,“秦香莲”原型也有了革命时代的新面貌。另外,从维护新的生活世界的稳定出发,新政权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婚姻为宗旨,“离婚问题”成为1950-1960年代被谨慎处理的问题,国家的调解机制作为第三方介入,使离婚变得困难重重,黄宗智称之为“毛主义民事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发挥重要作用,婚姻的缔结和破裂更多地受到“第三方”影响。总之,通过管窥1950-1960年代的上海女性形象,分析她们参与集体劳动这一面向,我们看到的是新中国文化政治的总体性特征,在建构新生活世界的社会运动中,女性成为这段历史最大的受益者。本文通过分析文学想象和理想化设计文本以及历史资料的验证,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新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使“妇女解放”、“集体劳动”和“人民当家做主”不仅仅是历史性话语,更是真正的历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