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之《中国文化史》是处在一种思想剧烈变动、时局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写就的。与经过史学革命之后的新派学人不同,柳诒徵来拒绝将史学限于实证,在他看来,史学还应该承担经世致用的功能。其取法可以概括为,在洞见历史的过程中努力去沟通古、今、新、旧而最终实现对现实的烛照,其根本追求在于“正人心”。在这个研究路径下,柳氏的思想取向具体表现为,在尽量体谅文化史之难处的前提下,努力在中国文化辉煌创造的时代去发现与现代价值吻合之事迹、关系、精神,以树立国人对于本国文化的信心。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最为时人非难的“五伦”说,也尽力赋予新的精神内容。而“旧瓶”装“新酒”的形容,则可以看作是柳诒徵在文化史写作的框架下,于“过去时代”的旧瓶中注入“现代价值”的新酒的一种努力。当时的文化转向大多以文化和政治截然区分的方式进行,而柳诒徵却试图在文化史的框架中重新塑造古今政治与伦理的历史联系,于是柳诒徵的文化史写作也成为了文化转型的另一种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