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标志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开始与发展,其中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也引发了不少译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尤以我国译者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美国译者莱尔译本为代表。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翻译的每个环节,从文本的选择和解读,翻译策略的运用,到原文文化内涵的再现,无不蕴含了译者个人丰富的思考和智慧。本研究拟通过观察不同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探讨译者在重现文化内涵过程中如何发挥主体性,总结主体性和翻译策略选取之间的普遍规律,并挖掘其共性和差异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因素。本研究借用绍兴文理学院研发的《鲁迅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了一个描写性研究。首先,根据Peter Newmark对文化负载词的界定以及前人研究,本文将文化负载词划分为物质文化负载词、制度文化负载词和意识形态文化负载词三类。其次,对《呐喊》原著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全面筛选,并利用《鲁迅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提取出杨译本和莱尔译本中的对应词。最后,本研究把筛选出的共计121组文化负载词及其对应翻译分别归类,尝试找出两个译本在用词选择上的具体差异。同时,本研究以译者主体性理论为切入视角,进一步分析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的主要差异。通过对语料进行分析,本研究获得以下发现。首先,杨译本和莱尔译本在用词选择上有较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主体性的客观存在。其次,两位译者选择不同的目标词时,杨宪益更加关注读者对原文的整体理解,在译文中并没有保留太多文化负载词的字面意义,通常选择用归化策略来处理翻译问题;莱尔更加关注读者对中国独特文化的了解,更加倾向用异化策略来处理翻译问题,但有时会分散读者对不重要信息的注意力,很难把握文本的真正核心。最后,影响两位译者发挥主体性的因素主要在于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由于杨宪益生活在中国,对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认识比较深刻,他的译文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但在莱尔的翻译中,这个特征并不显著。而译者的翻译思想和双语能力的影响较不明显。本研究对于《呐喊》两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表达形式的分析,可以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同时也能丰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积极意义。当然,本研究仅提取了《呐喊》中的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语料,其数据支撑力还比较小,未来可以继续针对鲁迅的另外两部短篇小说集《彷徨》和《故事新编》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