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拓展及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势必会带来众多复杂的涉外有价证券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要解决这些众多复杂的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问题就必须有相关配套成熟的法律作为支撑。放眼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均有关于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立法,只是立法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有些国家是将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编入该国的国际私法典,有些国家则是将该内容编入该国的民事、商事法典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趋于成熟和完善,而我国长期以来并无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的专门立法规定。直到2011年4月1日生效的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才于该法第39条对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从此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无法可依的历史。该法的上述规定是将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归于涉外物权的小节范围,然而,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所涉的法律关系,并非仅仅只有涉外物权法律关系,它可能还包括涉外债权法律关系,即它可能还涉及涉外合同之债权法律关系和涉外侵权行为之债权法律关系等。不仅如此,通过该法第39条之表述可见,不同种类的涉外有价证券均笼统地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和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法律的做法未免有些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解决相关法律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涉外有价证券的概念、种类、特点之阐释,并通过比较国内外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相关立法与实践,深入剖析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基础、立法特点和立法缺憾,就如何完善我国关于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提出自己的构想,期盼能更好地处理涉外有价证券法律关系。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有价证券和涉外有价证券的概念、种类、特征及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有价证券一般是指证券发行、制定主体或者证券持有人对某一特殊财产具有物权、债权关系,且标有一定票面金额的书面凭证。所谓涉外有价证券,是指证券发行、制定主体或者证券持有人对某一特殊财产具有物权、债权关系,标有一定票面金额且具有涉外因素的书面凭证。一般而言,涉外有价证券主要包括涉外商品证券、涉外资本证券、涉外货币证券三大类。通常情况下,涉外有价证券的特点除了包含有价证券有价性、可流通性、独立性的特点之外,还有就是涉外因素。所谓涉外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证券持有、发行等主体,有一方或双方是域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处于域外;三是证券当事人之间法律事实发生在域外。而涉外有价证券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可以总结为物权关系、合同之债权关系、侵权行为之债权关系三大类。第二部分,阐述我国有关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的立法基础。我国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基础,既源于国际社会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又源于我国以往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国际社会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主要体现为如下原则:物之所在地法原则、行为地法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与国际社会相关立法比较而言,我国以往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相关立法体现在我国《证券法》、《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当中。第三部分,阐述我国关于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的主要特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涉外有价证券之法律适用的规定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采用无条件选择适用冲突规范的形式予以规定;其法律适用规则中规定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同一制”,即不区分涉外商品证券、涉外货币证券和涉外资本证券,而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则;其法律适用规则中没有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第四部分,剖析我国关于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的主要缺憾。我国有关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的主要缺憾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其法律适用规则过于笼统;第二,所确立的法律适用规范的连结点过于简单;第三,既然涉外有价证券不仅仅涉及涉外物权法律关系,它往往还涉及合同之债权法律关系和侵权行为之债权法律关系,而这两类法律关系通常都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但我国关于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却没有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第五部分,阐述完善我国关于涉外有价证券法律适用之规定的构想。首先,应当根据涉外有价证券的不同类型分别制定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其次,应当适度拓展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规则的连结点;最后,应当在确定涉外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规则时引入意思自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