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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亚健康评定量表(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1.0, SHMSV1.0)对天津市公务员人群的亚健康状态进行现况调查,对SHMS V1.0应用于天津市公务员人群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详细评定。在获得公务员亚健康状态检出率的基础上,结合公务员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工作状况、生活方式以及睡眠质量,探索公务员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我国公务员人群健康状况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以天津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于2010年8月至11月,对天津市6个区22个政府机构的3610名公务员进行了亚健康现况调查。2研究方法2.1调查内容与研究工具以SHMS V1.0为核心编制天津市公务员亚健康调查问卷,该调查问卷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问卷、SHMS V1.0、SF-36以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四方面的内容。2.2调查方法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发放,由调查对象自主填写,填写完成后由调查员将问卷统一回收。2.3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双录入和逻辑纠错。数据的统计描述和统计分析均由SPSS15.0统计软件包完成。通过测量量表的重测信度、折半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评价量表的信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公务员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将亚健康与否作为因变量,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公务员亚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问卷回收率调查问卷的回收率为92.75%,调查对象依从性较好。2SHMS V1.0的信度与效度前后2次SHMSV1.0量表测试评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57(P<0.001),基于方差分析的内部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为0.853(P<0.001)。SHMSV1.0总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0.928,生理、心理、社会亚健康3个子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分别为0.850、0.889和0.866。验证性因子分析选出8个因子,累积贡献率达63.43%。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每个条目均在其中一个因子上有较高负荷值(0.532～0.812),而对其他因子的负荷值则较低(均<0.360)；除认知功能、社会适应2个维度共同属于同1个因子外,其他各维度都有1个因子与之相对应。SHMS V1.0总分与SF-36总分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86。SHMS V1.0的心理亚健康子量表得分与SF-36心理内容综合测量相关系数最大,为0.711。3PSQI的信度与效度PSQI7个成份的Cronbach’s a系数为0.746,各成份与PSQI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18(催眠药物)至0.758(主观睡眠质量)之间。PSQI各条目与其所属成份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其他成份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共选出3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达52.91%。4天津市公务员亚健康检出率天津市公务员亚健康总的检出率为65.43%,其中男性检出率为64.48%,女性检出率为66.71%,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文(χ2=14.03,P=0.001)。30-40岁年龄组亚健康的检出率最高,为66.33%。5天津市公务员亚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拟合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天津市公务员人群健康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民族、学历、吃早餐情况、体育锻炼、睡眠质量和负性事件经历。拟合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年龄、学历、职位性质、饮酒、吃早餐情况、体育锻炼、久坐或长时间操作电脑、睡眠质量和负性事件经历是公务员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其中,女性、30-40岁年龄组、少数民族、较低的学历、行政执法类职位、早餐不规律、饮酒、久坐或长时间操作电脑、负性事件经历和睡眠障碍是亚健康的危险因素,而体育锻炼是亚健康的保护因素。睡眠质量与亚健康的关系最为密切(OR=11.967)。结论SHMS V1.0和PSQI应用于天津市公务员人群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公务员人群的亚健康状况和睡眠质量。天津市公务员人群的亚健康检出率为65.43%,女性高于男性,30-40岁是亚健康的高发年龄段。亚健康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负性事件经历与睡眠质量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仍与亚健康有很强的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