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新加坡政府以涉及“黑色活动”为由对国内三份报纸进行整治,新加坡华文报界称之为“五月风暴”,其标着志新加坡对媒体整治的开始。在整治行动当中,由于政府指责缺乏有力支持及相关人员未得到公正对待等因素,政府遭致国内外舆论的呼吁及批评,引发信任危机。外界的声音并未影响到新加坡整治媒体的决心,整治行动以《南洋商报》出版准证易主,《东方日报》及《新加坡先驱报》停刊而收场。透过“五月风暴”事件所引发的舆论质疑,来分析整治行动的初衷,其目的在于钳制新加坡国内舆论中的杂音。整治行动前,新加坡媒体更敢于发声,对政府的政策的评价大胆、直接。然而,毫无约束的新闻媒体是新加坡政府不希望看见的,结合当时政府掌握的资源及面对的问题,新加坡不希望历史上因语言及种族问题引发的种群冲突再次出现,破坏新加坡的政治稳定、经济腾飞及外交发展,甚至危及新加坡的国家安全。从塑造及维护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层面来看,“五月风暴”事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新加坡独特的社会组成决定了新加坡需要加强国家认同的塑造,弱化有关语言、种族问题的讨论。毫无疑问,政府发起整治行动是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层面考虑的。然而,平心而论,政府防微杜渐式的行动在行为上是对新加坡新闻自由的伤害。在与媒体方面的立法方面,“五月风暴”事件之后政府加强相关立法的工作,对报纸的从属、管理及融资方面进行约束。在新闻报道方面,新闻从业者对与政策相关的报道更加小心和谨慎,以免重蹈覆辙。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五月风暴”事件,我们会发现,这场报业危机是新加坡历史中媒体整治的开端,之后政府将整治的范围扩大外国报纸与杂志,进一步约束新闻媒体。从横向上来看,此时经历报业危机的不仅是新加坡,台湾、菲律宾及土耳其等国家及地区也在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约束。本文尝试从介绍“五月风暴”事件的背景着手,细述整治行动的过程,分析新加坡国内外舆论对政府行动的看法,进而评价新加坡“五月风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