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直接投资活动,随之而来的是我国私人投资者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显著增加。从国际投资法意义上说,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解决这类争端的方式及其程序也较为复杂,如果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未能及时得到解决,可能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投资者的母国为保护其本国海外投资者及其投资安全而介入该争端,从而可能使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最后演变为国家间的争端,甚至从法律争端上升为政治争端。因此,如何基于“一带一路”所涉投资争端的特点,发挥不同类型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的作用,及时、有效地对这些争端加以解决已成为当前备受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在诸如国际仲裁、东道国国内救济等各种不同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之中,一向受到冷落的调解方式能否适用于解决此类争端,如何扬长避短有效发挥调解的功能,就成为了本文的研究重点。“一带一路”所涉国际投资争端复杂多样,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也是纷繁复杂。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看:有的协定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并没有作出规定;有的协定仅规定了有关征收补偿协议款额的争议由仲裁解决;有的协定规定在友好协商之后利用“岔路口条款”进行选择。各国对投资争端解决方式的现实选择不明或不一,使得发生投资争端后,解决争端变得十分困难。即使确定了解决这类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的方法,如诉诸国际仲裁、提起诉讼等常见争议解决方法,它们也可能因自身特质而无法很好地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因此,近些年来,一些常用投资争端解决方法及相关机制曾饱受批评与诟病。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复杂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仅靠这些常用争端解决方法恐怕无法充分应对有效解决争端的实际需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导的有关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是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亚洲区域、亚欧跨区域合作的成果,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尤其看重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作为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之一的调解,因具有适用上的灵活性,且在解决争端的同时仍有望继续维持争端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与“一带一路”倡议精神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越来越受到我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视。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都纷纷开始改革和完善其调解规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社会开始密切关注和改进调解这一传统争端解决方法,以期重新激活其在国际经贸与投资活动中积极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因此,分析调解对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适用空间与局限,进而提出充分利用调解解决相关争端的具体设想与建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笔者着重采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梳理现有主要调解规则的内容及其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利用调解解决“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具备可行性:其一,“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复杂性使得适用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方式十分重要;其二,利用仲裁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实践表明,主流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中的国际仲裁因存在若干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而招致许多批评和抵制,无法满足有效解决投资争端的现实需要;其三,从现有主要调解规则的内容设计、最新改进与发展,以及被接受的程度来看,其对“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解决存在一定的适用空间。尽管如此,这些现有的调解规则依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诸如BIT实践中有关国家实际选用不多、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有限,以及调解协议执行性不足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对调解适用于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产生不利影响,因而需要对现有调解规则进行改进同时重视多种争议解决方式的配合使用。为充分发挥调解在“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的积极作用。笔者提出了个人的初步设想:首先,在现阶段,主要是改进现有调解机制并重视依托现有调解机制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其次,待将来条件成熟之后,考虑构建新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调解中心,而构建新的调解中心的可选方案主要有二:一是基于多边条约构建一个新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国际调解中心,二是在中国国内知名仲裁或调解中心下设立专门的服务“一带一路”投资争端的调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