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对中国的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言说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之所以能够承传后世,除了和历代经学家和文论家的理论阐释密不可分外,史学家从史书写作实践方面对其进行自觉而成功的运用亦是其发扬光大的重要质因。而《史记》就是“春秋笔法”能够传承后世的重要媒介。本论文试图从《史记》入手,来探寻和梳理学界很少关注的《史记》与“春秋笔法”的关系问题。全文共包括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言部分包括三个问题:一是“春秋笔法”的研究现状;二是本文的研究意义;三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建国以来,学界对“春秋笔法”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模式,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做了很多的开拓和创新,使它成为了一个和史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话语。但是,目前有关“春秋笔法”的研究还仍然关注的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现象,而缺乏对问题和现象的宏观的整体的关联的研究。虽然,最近几年,学界对“春秋笔法”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开始出现,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深入探究。所以,我们就从《史记》与“春秋笔法”的关系入手展开分析,以期建构起《史记》与“春秋笔法”的内在逻辑关联,以此来探寻《史记》对“春秋笔法”的历史传承及其文化生成机制,从而形成对《史记》文本意图的新认识。第一章着重考察《史记》的文本意图。对于《史记》的文本性质,学界有两种达成共识的观点,即《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著作。鲁迅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学界认定《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是因为它“实录”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学界认定《史记》是一部文学著作,是因为《史记》有着强烈的情感和鲜明生动的形象。但是,我们认为,《史记》既不是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亦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著作,而是一部含有“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司马迁写《史记》旨在以史的形式发表司马氏的“一家之言”。从创作动机上看,《史记》是一部以“继《春秋》为己任”的史书;从叙事手法上看,《史记》处处于叙事之中含有隐微之义;从阅读接受上看,《史记》是一部向帝王提供自己有关国家治理的建言献策的史书。《史记》之所以能够达到文史双峰的高度,是和他作《史记》的宗旨及其为实现宗旨所成功使用的特殊的历史叙事手法是密不可分的。第二章主要分析《史记》与“春秋笔法”。《史记》既然是志在以“继《春秋》为己任”,那么,探究孔子作《春秋》时所成功使用的“春秋笔法”的本质和文化意义则是我们深入把握《史记》深层意蕴的前提条件。孔子作《春秋》旨在借用《春秋》之史实寄托其深远的政治理想以给后世以政治和道德上的明鉴。一方面要实录历史,另一方面又要寄寓褒贬,如何能让二者在矛盾中合理地并存而不发生冲突呢?孔子的“春秋笔法”为我们做出了伟大而又成功的尝试。“春秋笔法”在修辞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直笔,一种是曲笔。直笔主要表现为“尽而不汙”。曲笔主要表现为:“一字褒贬”、常事不书、隐而不书和语言变异四个方面。孔子本想在现实政治中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但是现实政治的种种压制使得他无法施展理想和抱负,不得不借助历史述说的方式以期把生命的价值转化为历史的永恒的价值。所以,“春秋笔法”表层上是一种历史表现手法,而其深层体现的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而进行的努力与抗争,是其强烈的人格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它彰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积极干预社会现实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孔子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使命为司马迁所继承,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孔子“春秋笔法”亦加以继承和发扬。《春秋》的属辞比事之法为《史记》所继承。《史记》亦善于通过“属辞”来表达微意。在比事方面,《史记》更善于通过对人物或事件的取舍组合来表达微意,如运用对比法和互见法等。但是,《史记》无论是在写作目的,还是在写作文体等方面与《春秋》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必然为了适应新的要求而又有所创新。《春秋》对人事的评判是以礼义原则为依据的,但是,孔子的礼义又是非常讲究等级和名分的,对于君耻国恶之事又是需要遮掩的。这样,孔子又必须以“讳书”的形式来遮掩甚至是扭曲一些历史真实。孔子的这种“讳书”,使得孔子很难彻底贯彻实录精神。与《春秋》以礼义原则定褒贬的笔法不同,《史记》对人事的评价则突破了单纯的道德的“经”的层面,而走向“史”的层面。因而,“实录”便成为了《史记》首要的述史原则。旨在“稽其兴坏成败之理”的作史宗旨使他能够突破孔子的讳书笔法,从而在《史记》的体例的构架、人物与事件的选择与叙述等方面都与《春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不同于《春秋》的严密有序的书法体系。第三章重点解析《史记》体例中的“春秋笔法”。《史记》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这一体例不仅是司马迁编纂史料的方法,更是体现“一家之言”的重要载体。司马迁在体例编排上主要以以下几种方式来表达微意:其一,《史记》体例以人物为中心。《史记》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是司马迁史学宗旨下的必然选择。司马迁在历史事实面前充分认识到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是怎样改变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司马迁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方式。所以,司马迁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本身就是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宗旨的一个绝妙的体现。其二,《史记》体例中的人物编次。《史记》在人物的安排上自成一格,并不拘泥于天子称本纪,诸侯称世家,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载录各色英雄人物,忠实地反映历史发展大势。论文精选了本纪、世家、列传的人物编次具体解析司马迁在其中寄寓的思想和情感。其三,《史记》体例中的篇目编次。篇目编次主要表现为篇目排列次序和篇目编排原则两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史记》的篇目编次是司马迁表达史学目的有意而为之的结果,彰显了司马迁强烈的政治诉求。其四,《史记》体例中的“表”和“书”。十表是解读《史记》的一把钥匙,体现了司马迁的史学目的、史学原则和史学方法,是表达“一家之言”和史学见识和深情微旨的重要内容。八书更是渗透了他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思想与见解。所以,要深入把握《史记》的深层意蕴,熟悉其体例笔法是必不可少的。第四章重点分析《史记》叙事中的“春秋笔法”。《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既要实录历史又要有深远寄托,为了协调主客矛盾,实现实录与褒贬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的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叙事笔法。其叙事笔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寓论断于叙事。“寓论断于叙事”又体现为如下几点:(1)据事直书。司马迁通过对所书事件的精心裁剪以书大事、书轶事和书异事的直书手法来实现其“直书其事,善恶自见”的史学目的。(2)以他人话语作论断。司马迁还非常善于借用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论断作为自己的代言,既真实自然又避免了主观论断的嫌疑。借助文中的人物话语作论断的方式主要有借用传主独白作论断;借用传主对话语言作论断;借助传主心理语言作论断;借用传中他人之言作论断等。除了历史人物出面论断外,司马迁还借助歌谣俗谚、诏书、谏书、文书等作为代己论断的方式。第二,对比见义。《史记》在叙事中还经常运用对比来实现不言言之的目的。《史记》叙事中的对比主要分为篇外对比和篇内对比。根据对比意图的强弱,我们把《史记》叙事中的篇外对比分为明比与暗比两类。《史记》的篇内对比,我们可以分为一对一的对比和一对多的对比两种类型。第三,互见法。互见法在表层表现为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与编排,而其深层的目的则是司马迁史学宗旨和政治理想的外在诉求。第五章专门分析《史记》中的修辞笔法。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一字褒贬”的修辞手法,通过语言文字的技巧性把握来实现褒贬的史学目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词语修辞。司马迁精心选择提炼这样一些实词,既能起到实录历史,揭露人与事的本质与真相,同时也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道德和价值评判。虚词造成语气,而语气是传达感情造成韵味的重要手段。司马迁所运用的虚词表现多样,如“矣”、“竟”、“终”等。第二,句式修辞。在《史记》中,司马迁还通过使用一些特殊的句式来实现其“贤贤贱不肖”的用意。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一是辞格修辞,如夸张、反复、排比、引用、正言若反、借古讽今等句式。二是特定句式修辞。司马迁在记载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常常使用一些固定的表达模式,这种表达往往以插入语的方式冷言出之,看似不经意却极具深意,寄寓了作者对当代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环境的批判和嘲讽。如“(上)以为(不)能”、“上默然”、“……如此”、“可谓……君子矣!”等。司马迁使用这些修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其最核心的目的则是还原历史真实,最大限度的做到实录历史,以实现实录与褒贬的合二为一。余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史记》“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春秋笔法”是富有中国本土精神的理论话语,经历了从经学向史学继而向文学的嬗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史记》对“春秋笔法”的近乎完美而成功的运用,是“春秋笔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介质。“春秋笔法”在表层表现为史家述史的一种历史手法,而其深层则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表达,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依。但是,魏晋以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史学与文学开始摆脱之前文史不分的格局,各自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加强调纯粹客观的史实的记载而要摒弃作史者主观的评价。所以,“春秋笔法”也就慢慢地从史学中脱离出来。但是,作为一种“史蕴诗心”的具有文学本质特征的特殊的历史表达手法并不是没有了用武之地,只是它的阵地转移到了文学领域。《史记》独特的结构方式、叙事手法和修辞传统都对中国文学叙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