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我国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还并未建立,涉案财物不是法律术语,其性质亦未确定为“赃款赃物”,与此同时强制处分既不属于刑事诉讼专章规定的“强制措施”,也没有独立成章,作为侦查手段,固定犯罪证据而得以存在。以往立法学者对涉案财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没有与其和人身权进行同等的保护与重视。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涉案财物数额越来越巨大且面临各种问题,学者们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涉案财物处理的路径。在笔者看来,涉案财物的随意化处置的原因除了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方面价值的失衡、立法的空缺、没有精细化的程序指引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是侦查中心的思想作祟,侦查机关权力过大,从对物采取强制处分的启动权到执行权统统把握在自己手中,已经超越法治国家“用权受监督”“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因此,本文旨在把握这一核心思想,同时借鉴域外相关强制处分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文一共分为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为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的概述。主要包括涉案财物的概念和涉案财物强制处分的概念、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的法律法规的梳理、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的意义。概念的界定是文章的出发点,由于涉案财物的内涵和外延不明造成实践中混乱的处置,现行立法中多采用“与案件有关”“为侦查需要”等外延不明确的词,造成侦查机关强制处分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也未行为统一的认识。明晰概念之后,对现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进行梳理,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实体法的配套法,应当遵循程序法定的原则。最后对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的意义进行总结,无论是作为程序法实现其制度的价值,还是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以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来看都大有裨益。本文第二章为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本章节梳理涉案财物强制处分中的问题,关于涉案财物的问题很多,但本文重点描述强制处分这个维度上,即侦查阶段的强制处分行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涉案财物认定范围恣意扩大、强制处分程序启动和执行都是同一主体,违反了“审执分离”的原则;其次是涉案财物强制处分未纳入强制性措施制度中,只强调证据属性,缺少财产保全规则。再次缺少强有力的监督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救济途径。对于这些涉案财物强制处分中存在的问题学界都有所讨论,但是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上各个学者都创造性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将在第四章展开论述。第三章是对域外相关制度有益经验的梳理,主要是梳理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强制处分制度,并吸收借鉴其适用部分。主要是美国强制处分相关制度,根据的是比例原则,采取与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强制处分措施,分为转移占有的扣押和非转移占有的扣押,多元化的强制处分措施能够有效满足各种情况的扣押,即最小限度减少对当事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相平衡。目前,我国在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对此种做法已经有所借鉴。其次是德国相关强制处分制度模式,即以功能为区分标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证据保全的财物,另一个是作为价值保全的财物,对这两者启动的强制处分措施的条件应当不同。日本的强制处分法定主义的原则值得借鉴,强制处分作为能够现实影响到行为人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应当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指导思想。第四章为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路径。主要包括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的程序、引入准司法审查机制、完善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救济程序。应遵循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完善涉案财物强制处分制度启动的程序,对目前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建议。引入准司法审查机制章节分析了司法审查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的优缺点,并提出构建准司法审查机制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最后的建立可行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救济途径,毕竟公民的救济权利是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