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行》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杰出代表作。本文旨在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的对话理论探究小说中以下问题：一,在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和印度人群体联结失败的原因；二,在殖民地印度,以菲尔丁(Fielding)、穆尔夫人(Mrs. Moore)、阿德拉(Adela)为代表的英国人和以阿齐兹(Aziz)为代表的印度人个体联结失败的原因；三,印度人个体阿齐兹在与英国人联结失败过程中的主体建构。本文用正反面论证的方法,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反面分析在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和印度人群体和个人联结失败的原因是不满足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对话的前提和条件,其次第三章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对话对于主体建构的重要性从正面分析分析了阿齐兹与英国人联结失败中的主体建构过程。本文研究的创新成果在于探讨了在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和印度人群体和个体的联结失败反面论证了对话关系——个体与群体以及自我与他者,对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性。阿齐兹在联结失败过程中的主体建构从正面补充了对话对于个体存在的重要性。本文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从对话对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性角度,以印度个体阿齐兹为重点,分析了《印度之行》联结失败的主题,这是对《印度之行》研究的又一次尝试和创新。毋庸置疑,《印度之行》是一部值得用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的佳作,对于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下,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有深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