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汪伪当局除了进行舆论钳制与新闻出版统制外，还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管制与监控。在防范、扼杀一切反日亲共文化宣传的同时，他们还努力培植亲日、反共文化势力。对文化人进行威逼利诱、筹组文学团体、进行中日文学界的文化交流、开展“和平文学”运动是汪伪当局进行文学统制的具体措施。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主要以期刊为中心，由于政治倾向与文化理念的不同，文人们被不同的期刊所吸引并形成了不同的创作群体。上海沦陷后的文学期刊有60余种，兼顾政治立场与文学取向，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今》型、《杂志》型、《万象》型。这些期刊的创办打开了沦陷后上海文学创作的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规约了此时上海文学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 “偏于古而忽于今”的题材选择与弃俗就雅的文化立场，使《古今》充满了“贵族气”，这显示了《古今》文人对通俗的傲慢，也传达了他们高雅的文化趣味。无论是“冲淡隽永”，还是“朴实古茂”，都在刻意追求对现实的超脱，这种超脱源于《古今》文人对自身处境的忧虑。书斋中的“谈古论今”成了暂时的出世的逍遥之想，而闲适小品与文史考证则成为他们面对忧患时所做出的文学表达。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古今》渐渐成为南北沦陷区学者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重要文化空间。官员、学者、文人是当时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当一些附逆文人借文字“遣愁寄情”时，《古今》的文学追求便被“政治化”了，哀切的自怜与反复的申辩难以掩饰他们暖昧的政治心结。《古今》的矛盾立场也就此浮现：一方面竭力表明文学期刊的独立性，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纠葛于政治。 《杂志》从时事刊物改版为文学刊物，既是政治形势所迫，也是文化使命所需。“中立”姿态是《杂志》的保护色，这既是为了应付日伪当局，又是为了赢得作者与读者。为把文化人引向健康的文艺方向，《杂志》积极举行各种座谈会以团结文化人。它不仅对文化人的前进方向作了总规划，还对文艺创作做了具体指导。对现实发出声音是《杂志》的重要文化使命，文艺批评与报告文学是它对现实发言的主要文学形式，《杂志》借此延续了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关于“新文艺腔”的论争与对日伪“民族主义文学”口号的反驳是《杂志》开展的两次重要文艺论争。《杂志》为张爱玲的成名提供了多种机遇。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的呵护与培育给张爱玲提供了更大的文学空间，张爱玲能成为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重要存在，《杂志》居功至伟。 《万象》“包罗万象”、“新旧兼容”的办刊策略，“趣味”与“意义”兼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