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流域生态环境优美,地广物博,资源丰富,被称为“塞外江南”、“西域湿岛”。从区域位置空间看,其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的一块“边地”,西邻哈萨克斯坦,是欧亚大陆腹地,也是古丝绸之路所经之地,今有西北最大的霍尔果斯口岸,成为联接亚欧大陆的“桥头堡”；从区域政治空间看,其是“中原—中心—中央”的“绝对边缘”,但在时间的维度上又是一个不断被“中央”纳入“中心”的历史过程,也是帝国争霸的核心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贯通中西,伴随多民族的流动,当地是历史上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流动融合、同聚共生的多样性空间,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最后终结了这一区域族群的历史流动,多样性的族群空间被“固定”下来而成为多样性生存的“天堂”。从文化空间看,历史上各个文化群体不断迁入,尤其宗教文化的历史变迁与族群多样性的边界游移,使得多样性始终是它的主色彩,或“一主多色”。回族在清代进入这个“多样性”的空间,不论是语言,还是具备汉文化特质的伊斯兰文化,乃至特殊语境下的特殊“身份”,都面临一个文化适应与文化选择的问题,而变迁成为该群体生存空间拓展的历史主流,多样性是他们生存策略选择的结果所致。因此,本论文首先梳理了回族移民伊犁河流域的历史,并通过挖掘当地回族历史记忆,叙述了回族在中国“历史事件”和“帝国博弈”双重历史背景中的移民历史过程；其次,在移民社会所具有的资源竞争和“本土化”的核心话语权中,借助一些历史记忆解读了回族多元身份的建构历史过程；再次,从生计记忆、学堂记忆两个方面分别对当地经济空间和教育空间进行了叙述与分析。最后,通过文化的“移植”和空间的“再生产”两个维度阐释了回族社会适应中的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变迁笔者认为,适应中的变迁是回族移民过程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多变与多样性空间内回族生存策略的选择；回族“一体多面”的族群形象隐喻的是“多样性生产了“多样性”；自清代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几个关键“点”是回族移民过程的几个重要转折,“大历史”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回族移民史。伊犁河流域回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仅展现“大历史”的变迁,也展现了多民族地区如何实现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和尊重多样性存在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