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治关联的存在已成为政府干预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因而承担更多的就业负担。超额雇员是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一大负担。因此，在转型经济实体中，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如果破产，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和政府维稳的政治目标，在企业面临破产清算时，政府会想方设法地救助企业，其结果是社会破产成本越高的企业会有更多的激励去偿还借款，因而银行就可能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给企业，并且其事前筛选标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致使低质量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从而增大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结合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现象普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的现状，试图实证检验企业破产的社会成本及相关的产权制度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贷款违约。　　 本文以2002-2010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全部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了代表公司员工特征的数据、公司有政治关联的董事或高管的数据、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类型及其是否逾期的数据等等，重点考察了企业破产的社会成本及相关的产权制度因素对债务违约的影响，更进一步地实证检验社会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策性负担越高的企业，其破产的社会成本越高，贷款违约概率也会越高;社会破产成本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显著;与民营企业相比，社会破产成本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社会破产成本越高，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银行借款和信用借款。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考察弱债权人保护条件下债务契约的有用性，为社会破产成本及产权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企业信贷违约、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