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朝鲜朝各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及民间传说，通过文本作者及民间传说叙述者的“外位”视角观照不同时期的满族形象。从中将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在相互碰撞中求同存异，如何经历了隔膜、敌对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展对话，尝试着彼此沟通了解。我们也将通过朝鲜人对满族人形象的接受过程，证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彼此认同、彼此了解的可能。 若以形象学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概念来描述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人形象，则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前的满族人形象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满族人形象则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朝鲜人对满族人的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华尊夷卑”观念在认识上的变化。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文化方面，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及华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朝鲜半岛。 在“华尊夷卑”、“春秋大义”等思想禁锢的重重束缚之下，朝鲜人在十七世纪及其以前，基本上将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描述成了“妖魔化”形象。 至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老稼斋话语时代，朝鲜人对满族人的描述进入了“圆形化”时代。理性的燕行使想根据自己所耳闻目见的实际经验描述出一个“理想化”的满族形象，但感性的他们却无法摆脱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及刻骨铭心的“女真记忆”对他们的制约，这种矛盾的心态，两难的处境，使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中的满族形象。 至十八世纪末叶的燕岩话语时代，以洪大容、朴趾源等为代表的北学派思想家们丌始对“华尊夷卑”、“春秋大义”等长时间束缚朝鲜人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意识进行反思，并积极调整心理定势，挣脱传统文化之桎梏，以渊博之学识，宏阔之视野，开放之胸襟，重构朝鲜民族的文化意识。他们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放眼中国清朝文化，一切从社会实践出发，积极探索适合朝鲜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并渴望通过学习、借鉴清朝之先进文化求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满族人形象是“客观化”或接近“客观化”的形象，甚至部分地出现了“理想化”的倾向。 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人形象从“妖魔化”到“客观化”甚至“理想化”的演变轨迹所描述的，正是朝鲜民族勇敢地挣脱“华尊夷卑”、“春秋大义，，等精神桎梏，步履维艰地向着自由与独立的终极追求坚定地跋涉的一部精神史。二者之间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同构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所勾勒的满族人形象演变轨迹，只是一种主流的演变轨迹。因为，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形象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满鲜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在负面形象的边缘也仍有一些正面的至少是中性的形象存在。反之，在朝鲜朝与消朝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朝鲜人关于满族人的描述亦是褒贬不一的。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虽然朝鲜朝时代“华尊夷卑”等思想观念几乎已经转化为一种绝对意识，牢牢地禁锢着朝鲜人的思想，并严重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但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民族的民族意识已经缺失。事实是，朝鲜民族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在大国强族环伺周围的险恶环境中，之所以不屈不挠地走到今天，凭借的就是渗入骨髓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华尊夷卑”等思想观念的阴影只是让朝鲜民族的民族意识以朴素的自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至洪大容、朴趾源等为代表的北学派思想家们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民族意识才以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形式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通过对满鲜关系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描述，我们看到，意识形乡态在民族国家之交往中虽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决定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现实利益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我们在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人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个综合国力处于劣势的弱小民族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坚强不屈和勇敢抗争，而“事大”只不过是其谋求自由与独立的策略及手段，是其走向终极追求——自由与独立——的一段艰辛旅程。朝鲜民族的这种反抗外来压迫，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是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并且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继续传承着。 互文一对话的思想在本文中贯穿始终。从空间上看，无论在文本内部的形象、隐喻、象征之间，还是在文本与文本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织联想关系；从时间上看，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之间也存在着历时的、千丝万缕的、不可割舍的继承与扬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