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改革开放的渐进深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化建设愈加热烈,经济总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符号,民间有“一白遮三丑”的说法,但是放到国家、社会这个场域,单靠经济的一味拉动是不能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经济成分、利益格局、价值观念和参与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使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单轨突进之时,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逐渐凸显。我国现代化程度不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期的中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有效同步,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政府自主性不足与自主性无限增长的问题日渐严重；社会管理方法滞后、低下；从而导致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行为失当、错位的现象常常。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的主要表现,其广度、烈度的不断加强已经引起国家与学界的重视、注视。本文选取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县域为研究对象,以县域政府行为作为通篇线索,运用案例分析法对云南孟连、江西宜黄两个样本进行深度分析,通过县域政府在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的全景行为描述,对其行为特征进行概括与总结,并进而在行为实态展现的基础上透析县域政府行为的生成逻辑,对县域政府如何走出这种“行为困境”进行些许探讨。研究发现,县域政府的事实运作实则处于一种“两难”困境之中,即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县域政府既要切实完成周密规划下的种种指标又要充分做到安抚一方,这种处境使县域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关系,指标性任务与利益均衡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利益诉求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得“夹在”其中的县域政府“理性选择”其生存之路,并最终型塑了县域政府行为的特征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