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学者们对让文学重新回到本位,重新关怀个体命运的渴望愈加强烈。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构想,研究者一反过去充满政治色彩的思维与叙述方式,注重“主体性挖掘”,确立“审美原则”,提出了“纯文学”等概念。“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事件早已结束,这次实践使文学从政治的比附中独立了出来,但是由于目的性过于强烈,主流话语过于集中,学者们依旧感到重写文学史遮蔽了许多历史的丰富性,但正是这个不够完满的结束却真正敞开了重述文学史的大门。过去“重写文学史”不尽人意主要的原因在于讨论者往往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陷阱,面对“政治性/文学性”、“审美性/历史性”、“艺术性/思想性”、“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等问题,往往非此即彼,只能是“二者取其一”,虽然研究者们也对于文学的“边缘”现象予以重视,但是在二元对立的同质化的思维下,“边缘”通常作为与“中心”对立的另一元被重新阐释,对抗关系之外的边缘几乎不被纳入阐释视野。爱德华?索亚吸收列斐伏尔、福柯等学者的思想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作为一个后现代地理学理论为重访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这种思维方式也为我们重读现代文学的发生营造了一个新的意义场。在这里,“中心”和“边缘”等处于对立关系的概念,不再作为彼此对抗的二元进行话语争夺,而是在开放的交流空间中彼此对话,互为注解。“脆弱的个人”最初由刘再复提出,指一种文学创作的立场。其实,关怀“脆弱的个人”正是重写文学史的深层动力,本文以“脆弱的个人”作为重访文学史的切入点,同时也将其作为一个观察的“他者”或者说“第三元”,用以打破封闭的理论叙述造成“二元对立”困境。在第三空间理论思维的引导下,在历史回顾中融合对现在和未来的观察与思考,从“国家—民族”构想到五四“个人觉醒”的话语中发现真正的“个人”难以存在的历史,从多个层面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脆弱的个人”。同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发现主流文学史之外的“异质空间”,在此基础上重新关注“脆弱的个人”所依存的“乡土”,深刻反思现代文学中的“现世救赎”与“精神维度”,也发现一个意义更加复杂的“文学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