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意义危机和文化危机。内忧外患的困境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救国的途径,于是救国成为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他们的生命载体。由于国家衰落的现实,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都遭到众多知识分子的质疑、批判。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对现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地“清盘”。而保守主义者则反对这种过激的改革方式,认为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改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前行,对待传统文化要全盘吸收。基于“救国”这一大前提,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梁启超站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认为当时导致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以及国民素质的低劣。同时,梁认为要改变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改良社会政治制度及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从现实层面出发,梁倡言用渐进的改良方式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革新,认为暴力的激进方式不符合中国的现状,否则不仅不能达到预计的良效果,反而会出现社会动荡的恶结果。在关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梁提出对传统文化“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层面,如挖掘儒家修养学说、民本思想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墨学“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无我精神,以及诸子学的现代意义,而且要汲取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自由、民主思想,将所有具有现代价值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为全体国民所用。用传统文化培育、构建现代人的道德人格,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培育青年的知识,在民主政治运动中培育青年的民主政治意识,使得国民既是道德的主体,知识的主体、同时亦是民主政治意识的主体,最终使得全体国民的素质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梁认为,只有透过改良社会政治制度、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才能达到“救国”、“强国”的宏伟目标。但无论作为政治活动家,还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开拓者,梁启超都颇受争议,人言其“善变”、“空谈”,其师康有为更是称其“流质易变”。纵观梁的一生,前期摇摆在政治的舞台,可称为“政治型思想家”,到了后期,游离于传统学术之间,可谓“思想型学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后期的学术思想是他前期政治思想的修正与提升。但不管是在政治与思想之间,还是在思想与学术之间,梁都是秉着经世致用的态度来践履他的“救国梦”,其思想行为上的“流质易变”也仅是他实现“救国”这一根本目标的手段与途径,其生命的主线也只有一条,那便是爱国之心,救国之志。结合梁启超从政与治学的经历,本文试图透过分析梁启超提出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剖析他思想“流质易变”表象背后那不变的经世致用“救国”、“救民”思想,去体悟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爱国心”,感受善变表象背后那不变的内核——“救国理念”。本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梁启超的人生轨迹,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并点明研究的意图。正文部分主要是针对梁对政治制度的主张与传统文化“善变”的态度来阐述其经世致用的救国思想。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点明梁启超提倡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传承传统文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思想行为“善变”不仅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更是“救国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