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大数据的时代,海量的数据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对经营者来说,尽可能多地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先进的技术手段分析、决策,等待信息的增值,并把其传递给更适合挖掘其他价值的第三人是重要的商业策略。可在这一过程中,却缺失了信息的所有者——消费者的参与。消费者对自己的信息失控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互联网到处泛滥着个人信息数据库,当垃圾短信与骚扰电话使消费者不胜其扰时,消费者出现了普遍的恐慌与对经营者的不信任,长此已久对信息经济的发展有害无益。因此,大数据对数据流通的要求与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的要求既矛盾又统一,重点是如何把握利益的平衡,既不妨碍数据的创新与新型商务活动的发展,又能保护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并让消费者分享信息所创造的财富。本文即在此思考下,将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背景:大数据的发展使消费者个人信息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经营者收集、分析、处理、传递个人信息,并以个人信息为依据进行预测评判与自动化决策。传统的隐私保护模式已经不足以解决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日渐沦落,并且既有法律规范中的保护规则与技术手段相比大数据的技术创新也显得力不从心或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第二部分分析消费者个人信息权:首先,个人信息具有人格与财产的双重利益,大数据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变迁使得这种利益的重要性被凸显,成为权利生成的必然性基础;其次,个人信息利益与数据自由流通的平衡需要构建权利来划定边界,这是权利生成的必要性;最后,个人信息权不适合定义为财产权或二元权利,其本质又与其他人格权有所区别,应该以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形式存在于人格权体系之中。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四项重要规则:知情同意、合理限制、责任与正当程序。其中,由于域外规定对同意内涵的认识各不相同,我国应该在数据自由流通的要求下选择默示同意的方法。而合理限制即使在大数据时代也有其必要性,可采取的方法有反身份识别,二次利用的严格控制,时间框架的建立等。责任原则强调的是经营者责任的重要性,经营者掌握信息、拥有技术、并享受信息带来的经济价值,理应在信息处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当程序的要求是为了应对经营者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预测性决策的问题,建议引入公开算法系统、充分的通知、听证、可反驳等规则。第四部分对我国立法与司法提出建议: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基础概念缺失、法律规定分散不成体系、立法操作性不强、对消费者缺失救济。可以考虑的方法是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一般领域的基本法,以《民法典》个人信息权条款为私法确权的依据,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有关行政法规、规章为具体实施的规范,以行业规定与政策指引为补充,全面构建法律体系。司法上的问题是,消费者难以确定侵权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补偿机制空白,往往不能获得损害赔偿。解决的方法是明确侵权认定的思路,在归责原则上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在损害赔偿上可以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在数额确定上可以考虑“侵权人获利”的因素,合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