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在二十世纪初期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观照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形象——娜拉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叛逆女性形象的原型意义。新文化运动初期《玩偶之家》被介绍到中国后，巨大的社会期望心理使其女主角娜拉决绝的叛逆之举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娜拉的形象被传诵一时甚至被争相效仿，形成了影响深远、持续长久的“娜拉热”现象。娜拉的价值观因此也参与并影响了新型中国妇女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现代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创造。 通过对娜拉形象的接受与再创造，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叛逆女性形象，她们与娜拉精神相联，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承续与发展的关系。本文将分四部分论述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的接受与再创造的流程。 一、“娜拉热”和娜拉的中国化 本章从娜拉本身的特点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情绪两方面出发来记录“娜拉热”和娜拉中国化的现象。从娜拉本身来说，她是易卜生关于“精神的反叛”的完美载体，既成功地表现了这一理念，同时还拥有丰满的性格和真实可信的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女性心理规律；从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情绪来说，这正是一个从封建伦理的废墟中发现“人”，特别是发现“女人”的激越、昂扬的时代。因此，娜拉一旦来到中国，便立即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作家的文本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化的“娜拉”形象。 二、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的接受指向 中国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其哲学精神和文学品格的，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的接受指向首先表现为对功利性和观念性因素的接受。并且，随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中心的转移，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指向也随之转移，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向救亡的流程。启蒙与革命、救亡之间本来是存有悖论的，而且启蒙、革命与娜拉所负载的“个性解放”、“精神的反叛”也是既有所相契又有所背离的，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接受指向是一种“误读”，但从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的特点出发来看，又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误读。 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的接受也包含了对其审美和艺术方面的借鉴。在中国的“娜拉”身上时有可见与娜拉类似的女性心理规律。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女性心理模式的暗中趋同则使人物形象更为真实、可信，更加具有感染力，并由此构成了对娜拉形象的第二种接受指向。这两种接受指向互为补充，共同丰富着现代文学潮流中的叛逆女性形象系列。 三、男女视角的二重变奏 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接受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创造，其中，男女两性作家在他们笔下的“娜拉”身上融入了极为鲜明的性别特征，本章拟分三个小节对之进行论述。 （ 男性作家往往把“娜拉”放入时代的大潮之中，让她做时代代言人，在渲染其文化批判色彩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其真实的女性素质、女性性格；而女性作家笔下的“娜拉”却常常是她们自身，她们通过对女性心灵的裸露，咏唱爱情，探索两性关系，为我们展现了“娜拉”生存的原生态。 p 由于男女的性别障碍，男性作家在表现女性世界时往往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理性分析，并在潜意识中对娜拉形象采取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而女性作家对“娜拉”的言说则是通过大量的情绪流动来进行的，展现了一条全新的女性心理波动的情绪流，并且出于自尊补偿心理，在她们的文本中出现了一批相对于“娜拉”来说软弱和灰色的男性形象。 （ 男性在塑造“娜拉”形象时常常渲染其性魁力及。放的性观念，以获得某种情感和愉悦，而女性作家笔下的“娜拉”则烙守精神之恋，甚至发展为畸形的同性爱。 四、“娜拉走后怎样” 对这一个有关妇女解放及人之存在的命题，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形形色色的“娜拉”形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论证。结果证明，由于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及人本身不可改变的特性，“娜拉’爪〕很难走出“堕落”或“回来”的怪圈。而冲破了“堕落”或“回来”之命运的女性，不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便是依据了强大的外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