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以六经为原则，其史学思想及价值评判、道德评判标准均受其经学思想制约。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司马迁考察历史和现实、研究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都以经学为本位。论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司马迁经学思想形成的背景。其一，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背景。从儒学在汉代的发展历程入手，揭示入汉以来至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的历程。汉初，因经济发展的需要，统治阶层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奉行黄老思想，在这一统治思想下，形成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儒学得以复兴。随着汉代经济进一步发展，思想的重心越来越倾向儒学，文帝、景帝时期设立了经学博士，儒学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逐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汉武帝即位后，设置五经博士，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成为西汉的官方学术。可以说，司马迁的经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二，司马迁的家学，即史官之学与经学的关系。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其家学是史官之学，而史官必须以研读典籍为己任，有自觉学习六经的文化责任。换言之，以继《春秋》为己任，确立以六经为修撰历史的标尺，为司马迁经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论述司马迁史学思想与经学的关系。其一，司马迁著史以六经为价值评判标准，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换言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的提出是以六经的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的。其二，司马迁站在大一统、宣汉的立场上对西汉王朝表达了真挚的热爱之情，这一情感的表达是受其经学思想制约的。第三部分，论述司马迁以六经为价值评判标准。其一，司马迁给《史记》提出了三个文化追求目标：“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价值评判标准在表达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具体地讲，就是以《易》“变”思想考察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总结治乱兴衰之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将《史记》的价值取向定位于《春秋》；以《诗》、《书》、《礼》、《乐》阐明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变化观。其二，司马迁的经学思想突出了“明王道”的思想。司马迁的“明王道”思想与其天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司马迁承认天是一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与人事是相对应的，人事才是天变的根本，将其天人思想、通变思想、大一统思想落实到“明王道”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