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试图将钓鱼岛“国有化”为标志，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新时期，在新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随着中日双方对于钓鱼岛“搁置争议”的默契被打破，两国围绕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升温。由于领土主权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基本上无法通过双赢和非排他的合作方式来解决，钓鱼岛归属的争议加大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其次，2012年“购岛风波”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上大踏步倒退，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受害国的历史认知交锋不断加剧。再次，中日经贸关系不断恶化。中日关系进入新时期后，“政冷经热”态势出现变化，“购岛风波”后双方贸易额下滑，国民相互间好感度下降，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最后，中日安全与外交关系的对抗性不断增加。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积极推行“地球仪外交”，意在遏制中国；中国政府则针对性地重组国家海洋局，在钓鱼岛海域建立常态化巡航制度、行使执法权，宣示钓鱼岛主权，新时期中日关系对抗性加剧。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尽管美国是东北亚的域外大国，但它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影响巨大，正是看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矛头直指中国，因此日本以此为契机，积极寻找其国家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佳契合点，打造适应美国战略的日本角色，为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普通国家”的政治夙愿埋下注脚。中国崛起与日本相对衰落引起的中日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经济上，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强大的经济动能，中国经济呈现出几何级的增长，而日本经济则处于持续低迷态势，复苏乏力；在军费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军费开支为1880亿美元，同期日本军费开支为486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4倍。日本国家战略的新变化。自“购岛风波”以来，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力度加大，意图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为实现这一战略，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积极筹划亚太外交布局，以达到围堵遏制中国，壮大日本的目的。结合上述分析，笔者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作如下判断。首先，美国因素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走势。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拥有广泛的利益和涉足理由，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日在对华立场并不总是一致，这也为中国留下外交运作的空间。其次，中日安全关系将长期维持对立态势，这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由于日本政府背弃搁置争议的共识，否认钓鱼岛主权争议，使领土主权争议成为中日冲突的潜在爆发点。再次，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护持作用有限。虽然短期内，基于产业互补性，中日经贸“转冷”但却不至于“冰冻”，但是经济依赖关系对于中日政治关系踏入良性通道不具有决定性，“政治反作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将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