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普及,成都(四川省会)作为言语社区出现方位词词缀—“-头”和“-面”混用的情况,然而学界对此却鲜有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拟探究基于语言接触产生的成都话方位词词缀“-头”与普通话中对应“-面”缀之间的变异分布与竞争模式。研究所需的关键语料来源于笔者在2017-2018年暑假期间的田野调查结果,总共包含40名成都市本地人的社会语言学访谈录音。研究采用基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分层抽样的手段,所有参与访谈者均由笔者采用“朋友的朋友”(Milroy 1980)的方式招募。同时一名北京话单语使用者作为本研究的参照语料参与了此项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在城市环境下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词缀变异现象。文章收集数据的方式主要为社会语言学访谈、看图说话和一问一答以及语言态度调查。为保证语料的自然程度,笔者同时采用了Labov(1966)和Brigg’s(1986)提出的语料收集方式。研究总共提取带有“-头”和“-面”的实例1636句,并根据语言(语体正式程度)和社会因素(语言态度,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其进行编码处理。结果表明,普通话形式的“-面”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头”成为成都话中现有主要的方位词词缀。与普通话的高度接触,无论是通过大众媒体,就业市场还是公共教育都会导致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使用标准形式“-面”。多变量分析以及混合效应统计模型均表明年龄,性别,语体正式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成都话方位词词缀“-头”分布的主要作用力。本研究基于汉语方言为变异社会语言学提供了新的构词证据。Labov(1966)范式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证明方言词缀“-头”和普通话词缀“-面”表现为异质有序共存。成都话中现今保留的“-头”缀的固有用法(地点名词+“头”)以及与普通话“-面”缀之间作为方位词词缀的博弈现状进一步体现了语言标准化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所在言语社区的语言归属以及渴望标准语背后社会地位象征的矛盾心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接触中的趋异与趋同。更重要的是,据笔者所知,本研究是现有文献中首次系统考察汉语方位词词缀变异分布的社会语言学定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