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是一部难得流传至今的汉初重要文献。汉代的齐、鲁、韩、毛四家诗,除了后起的毛诗得以流传,先出的三家具已亡佚,惟韩诗一派留下一部《韩诗外传》,但历史上长期不被重视,一方面多数人不以解诗著作看待,只是把其中的引诗用来参校毛诗的词语用字。另方面,对《外传》中保留和包含的思想、文学价值,也很少论及。本文认为,《韩诗外传》以一种松散的说诗体编述成书,在采摭诸子经史之间,熔铸成生动有趣而又顺畅儒雅的语言,在随兴而至解说《诗经》的同时,也表达出很多新鲜的见解和思想,其中的许多故事性篇章,在人物语言的锤炼,形象刻画手段的发展等方面,都显示出可喜的气象,对考察早期小说的生成、成长历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全文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引言,《韩诗外传》的作者及版本流传,已有的研究等几章,说明此一研究的缘起,对史志著录和现存版本给以梳理,以此搞清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的来龙去脉。为了廓清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研究进展,对本专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概要的介绍和评述。第二部分:从三个方面认识《韩诗外传》的文学价值。其一是《外传》阐释诗义的价值,即“《韩诗外传》解诗说”。从残存的四家诗体例来看,汉初治《诗》者对《诗经》的解释阐述完全是适应当时需要,在故、训、说、内传、外传之间,体例界限不是很严格。通过比较《外传》与《内传》、《韩说》《韩故》各种体例之间的关系,发现“传”体说诗的主要方法和角度是:或直接阐述义理,或以事作传用形象暗示意旨,或解释名物制度,或解释相关的物理事理,或汇集相关资料,主要功能是介绍文本以外的社会知识、背景知识。《外传》的一部分内容是直接解释《诗》的,只是解《诗》的方法不是仅以文学,而是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的角度和内容来解《诗》,解诗、学诗的目的,主要是有助于社会治化,有助于士人的修齐治平。其二是从小说文体的发端方面看《外传》的叙事艺术。1、《外传》的故事性。从小说的最基本要素出发,经过筛选,从《外传》中选取一百五十四篇具有故事性的篇章,作叙事文本和小说雏形的考察,归纳出从简单型到完整型和成熟型的故事或小说形态,也为分析早期小说的叙事特点打下基础。2、小说观念与《韩诗外传》的小说文体意义。对发端时期的中国古体小说,不能完全以现代小说观念去衡量它,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文艺学范围内的文体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兼有一部分文体学意义上的观念。现代检验小说文体的诸要素对古小说并不是都具有核心意义,故事或人物、情节才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以此看古体小说才不至于抬高志怪类而贬低出于子、史的志人类小说。在学术界关于小说起源的几种说法中,稗官说、方士说、神话说和多源说都有为求新而走偏之嫌,被冷落的史传说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3、本文提出《外传》是志人小说的开端,是从《外传》以散漫说《诗》的目的把大量史传故事和子书中的故事解放出来,使故事具有了独立意义,即故事不再是为论理而存在。在把《外传》与《说苑》《新序》和《世说新语》的对照分析过程中,进一步论证了《外传》从其叙事篇章所具有的故事或小说性内涵(如取材、虚实关系、人物刻画等),到编辑形式等方面,给小说文体的成立带来的积极影响。其三是从散文史的角度考察《外传》的成就和特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文体归类和的语言风格。与一般的笺疏文字不同,《外传》的每一章都是可以成篇的叙事或论理文字,统观之,又是文笔优美的散文,文辞风格和内容都异于同时流行的经世派政论和辞赋化的叙事状景散文,实是汉代学问派议论文的开端。本文不是对《外传》的语言修辞作比较全面或一般性的分析,而是侧重在给《外传》在汉代变化多样的散文流派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在战国以来特别是汉代散文语言发展大势中,鉴定《外传》的语言特点。第三部分:从经学和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外传》的价值。包括两个问题:1、《韩诗外传》阐发经义的价值。《外传》沿着六经一体的思路,在解说阐释诗义的同时,也在阐发六经的含义,在新的社会趋势下,以儒家的经义宗旨统合诸子,使《诗经》所包含的礼乐文化要义得以发扬和适时。《外传》对道(德)的重新阐释,对礼与法的统一,对礼的新依据——情(性)的阐释,都显示着这种用心。2、《韩诗外传》在秦汉思想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位置。韩婴的《外传》对儒学在汉初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为儒学在形上学领域拓展了想象空间:二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的明晰化和通俗化的阐释。前者显示了汉代学术思想经验主义主流之外的一面,后者补充了董仲舒等人在儒学平民化、实用性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