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作为快速、大运量的城市间公共交通运输方式,能够较好地解决国内人口较多以及人均资源不足的矛盾。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高速铁路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然而,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量大、高速列车行驶的电力消耗高,特别是国内“以桥代路”的高速铁路建设思想和仍然以效率较低、排放较高的煤电为主的电力生产结构,导致从生命周期的角度重新审视高速铁路的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实现该目的,以环境影响中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为对象,在总结生命周期视角下高速铁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分析框架和测算方法。基于机械做功,构建运营阶段高速列车牵引能耗的数值计算模型。从生命周期的视角,评估高速铁路的节能和碳减排效果。最后,从节能目标出发,建立了高速列车的运行速度优化模型。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将高速铁路按全生命周期划分为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和拆解5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典型活动。总结了生命周期视角下高速铁路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特征：第一,转移性,即以电力为主要能源的运营阶段的典型活动不直接造成碳排放,而是转移到了上游电力生产过程中；第二,隐藏性,即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高速铁路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较大比重隐藏在建设阶段。而不同地区高速铁路的生命周期评估结果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虽然不同地区的评估结果都表明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是全生命周期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阶段,但建设阶段和运营阶段的相对比重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2)将高速铁路拆分成桥涵、隧道、路基、轨道和电气化系统5个子模型,通过计算各子模型的建筑材料使用总量和建设设备运转时间,结合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产数据清单,测算高速铁路建设阶段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应用结果表明：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造成的能源消耗为145502TJ,引起的碳排放为19154Kt C02e,两者90%以上都来自建筑材料使用。建设单位里程的隧道所造成的能源消耗最大,引起的碳排放也最多,分别是排名第2位的桥涵的1.9和1.7倍。不过,由于京沪高速铁路高达86%的桥涵比重,导致其建设能源消耗的67%和碳排放的66%来源于桥涵建设。水泥和钢材是影响高速铁路建设碳排放的显著要素,若两者生命周期碳排放系数分别降低20%,则高速铁路建设碳排放总量可以分别降低13%和7%。(3)基于机械做功,构建了高速列车牵引能耗的数值计算模型。模型兼顾高速列车因停站间距过短而达不到预定速度目标值的情形,通过引入发动机传动效率,提出在列车牵引力或电流曲线缺失条件下,能够满足一定精度要求的牵引能耗计算模型。模型表明,速度目标值对牵引能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加速到的峰值上,从200到350km/h,不同停站方案下列车牵引能耗关于速度目标值的弹性系数为1.8-2.1。停站次数对牵引能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加速的周期上,在169km、共9个客运站的高速铁路上运行的站站停列车的牵引能耗约是直达列车的1.7倍。(4)采用概率理论和蒙特卡洛方法评估了生命周期视角下高速铁路的节能和碳减排效果。以三角形分布描述客运方式的能源消耗强度和座位利用率及燃料(包括电力)生命周期能源消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的不确定性,以均匀分布描述客流转移比例的不确定性,在高速铁路客流发育的皮尔生长曲线基础上,评估高速铁路运营阶段每年的节能和碳减排水平及概率,以及因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所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在运营时所需要的偿还期。评估结果表明,从生命周期角度看,高速铁路的节能效果依然明显,但高速铁路的碳减排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如其节能效果明显。而电力生命周期碳排放系数、高速铁路座位利用率以及客流转移和诱增结构都是影响高速铁路碳减排效果的显著因素。(5)提出了基于节能考虑的高速列车运行速度优化模型。当高速铁路线路建成、列车型号确定后,通过优化运输组织是降低牵引能耗的重要手段。模型以铁路运输部门的利润最大和铁路旅客出行的广义费用最小为优化目标。运行速度通过影响列车的牵引能耗而对铁路运输部门的成本产生影响,通过与公路大巴和小汽车的客流竞争而对收入产生影响,并且运行速度也与旅客出行广义费用中的快速性直接相关。在运输供给、列车到发时间和列车数配置等约束下,建立运行速度优化的多目标非线性规划模型,并采用基于模糊折中思想的算法进行求解。模型优化结果表明：在一定经济发展程度下,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并不能减少铁路旅客出行的广义费用,反而造成牵引能耗的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