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称"文化诗学"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文化诗学以其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性、适应性特征建立起了多元的批评图景。文化诗学强调重构历史文化语境,重视轶闻等非正统历史资料对文本的阐释的重要作用,重新诠释历史碎片中的文化图景。文化诗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尤其是与文化人类学具有亲缘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中常借鉴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界提出"跨文化诗学",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也是文化诗学批评实践中常运用的方法,叶舒宪先生的"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及其"高唐神女"等的批评实践对此有所印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一书中,格林布拉特从创作主体角度提出了"自我塑型",表示作家与文本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语境中进行的双向建构,这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作家在话语实践中实现主体地位的建构;第二个过程是在文本创作中完成对作家主体的塑型,萧红在其自传性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中实现"自我塑型"。巴赫金提出的"外位性"概念与文化诗学具有共生关系,外位性显示了作者在文学作品诸要素中的所处的特殊地位,为文化诗学的"作者"之维的研究拓展了思路。文化诗学认为文本的概念不仅限于文学范畴之内,而是拓展到存在于一切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场域中的社会性文本,巴赫金的狂欢节研究即是典型。文学文本之间及其与社会性文本之间进行广泛互文,莎士比亚的剧作与马洛的作品产生互文,《红楼梦》中的"冷香丸"就是医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互文的结果。文本与历史之间相互交融,"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其方法论的切入点,冯内古特的成名作《五号屠场》充分揭示了这两个理论范畴的内涵。社会生活的所有艺术文化文本都蕴含着"惊叹"和"共鸣"的特性,只有通过接收者文化的阐释才能将其诗性品质引发出来。权力话语影响读者的审美内容,以此达到影响读者意识层面的目的,扫罗和大卫王的形象变迁即是由权力话语主导而成。人们道德价值观的转变影响阅读鉴赏活动中接受主体的审美变迁,与此同时文化阐释主体在阅读鉴赏活动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价值的影响,"耽美""百合"等网络小说的流行对此有所印证。文化诗学认为审美体验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交流和协调中得以实现,读者在阐释的过程中能够实现文本意义的重建,同一文本,不同读者的阐释也有所不同,针对春晚小品《捐助》的纷争恰与此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