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远非本文所能尽述。为避免重复研究和泛泛而谈的高论，本文选择了七个有典型意义的议题逐一探讨，以期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当然，这七个议题，层次不同，有些是必须的铺垫工作，有些则延伸到山西票号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分述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晋商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山西票号的关系。众所周知，票商是晋商的余脉，欲了解山西票号，首先要分析晋商兴起的主客观条件。与临近的河北及陕西两省相比，晋商的成就有目共睹，除却天时地利的共性外，“人事因素”被提上议事日程，笔者正是从该方面入手，重点解读山西重商文化的养成。山西票号又是借者与贷者的桥梁，信誉的内在要求，庞大的晋商群体，以及自身利益直接受到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冲击，另外还有前此兼营汇兑的经历，都为晋商抢占金融业转型的先机增添了说服力。 第二章，以量化史料为基础，概述山西票号衍变史。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四个时段：其一为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其二为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其三为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其四为惨然退出历史舞台。与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手段不同，笔者着力在量化上下功夫，主要依据山西票号总分号数变化趋势，存放汇业务的此消彼长，以及表面繁荣下所隐藏的深层次危机的具体变量。为批驳“清亡，票号亦亡”观点，笔者斗胆提出了在民国时期票号业仍有着生存空间。 第三章，尽可能统计出票号业经营官款业务的比例，为重新评价其资本属性作好铺垫。表面上看，票号业确实承汇了大笔官款，这也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话题，问题的关键是经营官款业务在票号总业务中所占的比例。本章第一节重点统计票号业不同时段汇兑官款的比例，该项业务低于20％的统计数据，为第二节的重新评价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型期的票号业，资本属性相对复杂，由此笔者提出了“兼容说”，意即票号资本既有近代借贷资本属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高利贷资本属性。 第四章，比衬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异同，从而揭示肇致两帮票号迥异命运的内外因素。南帮票号晚于山西票号，其资本家多与官场有密切联系，有些甚至是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主要依靠官款及热衷于投机生意是其过早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反观山西票商，始终以民营业主身份，稳步经营，很少有投机生意的冒险举动，即便经营官款，由于在总业务中所占份额有限，不足以影响其正常经营。基于此，才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而有实力的山西票号却能巍然屹立商界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 第五章，解读山西票号经营理念，探究其成功之道是本章的主旨。山西票号的操作系统，前人及时人多有论述，笔者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考虑，其一为顶身股理念的细化;其二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两者同行并用，既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规避了潜在的风险，山西票号的顺利经营与此有着直接关联。 第六章，以犷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为引子，重点考查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山西票号普遍衰败于辛亥革命和“壬子之乱”(指1912年在北京、天津等地发生的军人哗变事件)之后，缘此票号界有“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笔者列举了三条理由予以反驳，其一为政治、军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其二为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其三为无谓消费消弱了票庄资本家的实力。以上三条中，政治、军事冲击无疑是山西票号纷纷倒闭的罪魁祸首，即使清廷能够苟延残喘，依大多数票庄的账面实情，除非有大笔资金补进，它们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总而言之，是诸因素的合力才导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 第七章，山西票号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现代中国民营企业而言，仍有以下启示:其一为立业之本—从“纷繁”中捕捉商机的能力;其二为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其三为经营之魂—.崇尚信誉与广交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