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以甲宜斋的人生史为个案,对康定末代明正土司政治过程进行的政治人类学考察。对明正土司的理解,离不开对代康定城的发展史,以及土司家族整体历程的认识。清初的变化尤其重要,西藏格鲁派的扩张浪潮和中央王朝边疆经营的努力先后到达康定,政治互动的结果使康定正式成为边茶贸易中心,土司与汉藏双方的关系模式也基本奠定。　　 1902至1911年担任土司期间,甲宜斋在早期的中央王朝代理人和晚期的叛乱者两个角色之间摇摆。土司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的结合,这两种权威都来自于外部,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一种“钟摆”式变化:当政治权威居于宗教之上时,他的政治结构趋近于中原王朝；反之则趋近于西藏。与利奇(E.Leach)从克钦人中间提炼出来的钟摆(Oscillation)理论不同的是,在康定,1、钟摆过程是不彻底的。它的政治体系里始终必须同时包含土司和喇嘛两个要素,而作为其参考框架的中原和西藏的政治都是一元的。2、钟摆的动力同时来自于内部和外部,其中外部动力是首要的,也就是汉人文明与西藏文明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3、汉人文明和西藏文明本身在历史上也处于各自的建立与衰亡、统一与分裂的循环过程之中,而非静止不同的超稳定政体。　　 1912到1922年甲宜斋以无冕之王的形象出现在康区政治世界里。民国时期的实践反映了康区政治连续性的某种断裂,川边当局不得不邀请甲出来为汉人政府出力。甲的表现并不象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官员,其特殊的身份和行为方式使得他在川边地区和汉藏交涉事务中都获得了成功,但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他的死被描述得宛如圣人辞世。　　 土司政治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或者说,把政治置于社会整体中才可以获得理解。首先,土司、喇嘛二元性既是一种政治他者性(otherness)的实践,也与康区的实际历史过程相关；其次,土司政治组织中的头人阶层包括土百户与锅庄主两个范畴,前者是乌拉交通网络中的动员者,后者是边茶贸易中最重要的中介者,两者的功能既应合了康定自然生态的二元性结构,也与汉藏关系的道德和等级性安排相关,而且对于族群间的政治交往而言都起到了既区隔又融合的辩证作用。　　 土司政治钟摆的不彻底性,正是“对抗性涵化”(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的本质内容:即既不断与之趋同,又极力维持自我的特征。康定的个案表明,这个机制不是自然发生的,与西藏文明中心发生对抗性涵化,正是因为汉人文明中心的吸引,反之亦然。土司社会与汉藏文明都有所不同,但同时也融合了双边的特征,因此成为汉藏文明交流最合适的中介者和缓冲地带,它的存在使汉藏之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清朝末年开始的郡县化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治生态平衡,因此使得清末民初时期川藏冲突频繁发生。　　 总而言之,本文希望获得对处于边陲的地方政治过程的清晰把握,而其最终目的是,从中间圈的角度看待周边诸文明的互动和关系,从而理解在国族的观念和实践出现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庞大文明体系的丰富内涵,以及它在国族出现之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