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争取国际分工链的上游地位,同时为满足“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依赖和需要,近年来,中国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由于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同步推进以及中国连续多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大幅增长,在降低了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刺激并放大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冲动。但基于冲动而驱使的境外投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使得境外投资从一开始便种下了风险的基因。随着国有资本境外投资规模的日益增长,境外国有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这些风险有的正在爆发,有的仍在继续积聚。2011年初爆发的利比亚危机给中国在利的境外投资带来沉重打击,继而引发了全社会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重新审视,也对境外投资风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目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存在哪些主要风险?如何科学地评价境外投资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面对日益重要但风险隐患凸显的海外投资市场,这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而“风险控制”及“风险评价”也就成为“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的关键研究问题所在。受各种因素影响,境外投资风险与境内投资风险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风险隐患更为错综复杂,风险掌控的难度也更大,风险爆发的后果也更加严重。显然,照搬原有的针对境内投资的风险控制及风险评价的有关方法并不能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境内外环境,针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评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既然防控境外投资风险不能照搬境内投资的原有方法,那么,什么样的风险控制方式才能更为全面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如何构建这样一种风险控制方式?本文认为,只有建立起国内外多主体协调联动的风险控制流程,发挥各自的信息和渠道优势,分工合作,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进行风险的全程监控和跟踪,并在风险发生前及时预防,风险发生时及时应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及控制境外投资风险。由于境外投资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控制不能由单个企业或单个行政部门来完成,基于“全面性”、“有效性”以及“多主体协调联动”特征的考量,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同步推进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工作,充分利用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的自身优势和能力,给予他们更大的责任,更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使风险控制成为他们在境外投资与境外国资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境外投资的出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的承担者,应成为风险控制的核心和实践主体。因此,本文从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四个宏观、中观、微观、终端层面构建正向和逆向相结合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流程,实现各个层面和各个方向风险信息的共享以及风险控制的联动,并充分发挥驻外机构、专门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独特作用,以期发挥全社会多主体的合力,更为全面有效地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除风险控制以外,作为风险控制的核心环节,风险评价亦不能照搬境内投资的原有方法,那么,面对不胜枚举和错综复杂的境外投资风险隐患,什么样的风险评价体系才能更为科学地评价境外投资存在的风险隐患?怎样才能构建这样一种风险评价体系?如何才能使风险评价体系真正地融入境外投资的实践中而并非流于形式?本文认为,由于境外投资风险涉及方方面面,很难依靠企业自身或单个行政部门进行科学地识别和评价,只有构建起大到宏观层面小到终端层面的全方位多层面的风险评价体系,并实现各个层面风险评价的有效联动,才能对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有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基于“全方位”、“多层面”特征的考量,同样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同步推进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工作,使政府成为宏观层面风险评价的推动者,国资监管部门成为中观层面风险评价的主导者,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分别成为微观和终端层面的实践主体。因此,本文从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出资公司和境外运营公司等四个层面设计相应的风险指标,并以此层次结构构建相应的风险评价体系。为使企业重视风险评价工作,应在拥有境外投资业务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等国有主体中实现风险评价体系与绩效评价体系的对接,将风险评价纳入到现有的绩效评价之中,形成以风险评价为核心的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体系,并赋予风险评价更大的权数,以突出风险评价在境外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引导企业管理者在境外投资时不仅关注经济效益,也要注重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确保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总体来看,本文围绕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这两个核心问题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开展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目前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建立完善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进行了基本阐述,对建立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流程、设计风险指标,构建风险评价体系提出了新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在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