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被认为是美国二十世纪最知名的华裔剧作家。他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移民家庭。在读大四的时候,黄哲伦已经完成并上演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刚下船的人》(F.O.B.)。自此,黄哲伦开始了其剧作家职业生涯。在其作品中,他较多地展示了华裔美国移民的现状:他们的困惑,中国传统与美国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矛盾等等。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的戏剧《蝴蝶君》(M.Butterfly)被认为是黄哲伦的代表作。凭借这部戏剧,他一举夺得了外圈剧人奖最佳戏剧奖,剧评人奖最佳新剧奖,盖斯纳奖最佳美国戏剧奖,和托尼奖最佳戏剧奖等四项大奖。同时,黄哲伦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夺得托尼奖最佳剧本奖的亚裔美国人。到1988年底,许多评论家将黄哲伦誉为美国最富才华的年轻剧作家,还有一些评论家把黄哲伦的《蝴蝶君》看作是华裔戏剧成功的标志。在对普契尼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进行解构的基础上,黄哲伦成功地在《蝴蝶君》中描绘出种族,性别,东西方间的矛盾和冲突,和西方的霸权主义等一系列在当时颇受关注的问题。在评述此剧时,黄哲伦曾说该剧并非用来证明到底是东方能压过西方,还是西方会压倒东方。他写此剧的初衷是希望东方和西方能够增加沟通,相互理解。东西双方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因为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更好得发展下去。即便如此,关于此剧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离奇的故事情节,蕴含的诸多主题,以及剧中所体现出的各种叙事特色等都使得《蝴蝶君》备受关注。这篇论文正是以尝试分析该剧的叙事特征为目的的。本论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对黄哲伦及其作品《蝴蝶君》进行简要介绍,包括对《蝴蝶君》研究现状的综述。最后,指出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梳理《蝴蝶君》一剧中的叙事特色征以及阐明对其叙事特色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该剧的解读。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蝴蝶君》的叙事特色进行详细论述。该部分共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对作者的控制进行了论述。本章中对“作者的控制”这一术语是根据布斯提出的叙事距离的控制及内视角的控制等术语进行归纳而来的。在对不可靠叙述进行分析后,本章将重点放在了对作者控制的分析上。通过分析该剧作家对叙事角度和叙事技巧的综合运用,本章展示了作者是如何展开控制并为叙事霸权的分析做铺垫的。然后又进一步通过对不可靠叙述的极端表现——叙事灾难的分析,对霸权叙事做了初步的阐述。第二章分别讨论了三个叙事标志,即镜子、刀和蝴蝶夫人的意象。其中,对镜子的分析是本章的重点。在本章分析的最后指出,这些叙事标志在揭示事实的同时可以指导观众避开就作家所设置的叙事陷阱。第三章对四对叙述角色错位的人物进行了分析,他们分别是嘎利玛和丹麦女学生芮妮,嘎利玛和马可,蝴蝶夫人和嘎利玛,以及海格尔·嘎利玛和孩子。文中指出角色错位这一术语多出现在女性主义批评中;而在叙事学中,叙述错位多用来指叙事层次的错位。本章着重分析了叙述角色的错位。通过对这四对人物的分析,本章剖析了蕴含于这种叙述角色错位中的霸权叙事,特别是在性别,种族及东西方关系中的霸权叙事。本论文的第三部分为结论:在对前面章节的分析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这一部分进一步阐释归纳《蝴蝶君》中所呈显出的叙事特色,以及这些叙事特色所揭示出的西方霸权叙事。在这部戏剧中,黄哲伦真实再现了西方的霸权叙事。而从叙事角度对这部戏剧进行剖析,能够使人们更加深刻理解《蝴蝶君》的意义和剧作家的创作意图。综上所述,通过对《蝴蝶君》叙事特点方面的分析表明,黄哲伦不仅把一个根据真人真事而改编的离奇间谍故事成功地演绎了出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各种叙事技巧,巧妙地将各种亟需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对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叙事,进行了完美的诠释。目前,尽管我国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但却主要集中在对华裔小说家的研究上,而对华裔戏剧作家的涉猎则显得不够充分。早在1988年,黄哲伦就凭借其《蝴蝶君》而名声鹤起,并在美国戏剧界确立了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对华裔戏剧的介绍不是很多,使得黄哲伦在国内还不是非常为人熟知。虽然有人对黄哲伦及其戏剧作品进行了研究,但是相关成果不是甚丰。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对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东方主义,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进行讨论,而对其剧作中叙事特征的研究涉猎并不多见。本文的创新性在于对《蝴蝶君》一剧中的叙事特色进行详细地剖析,并进一步揭示蕴含于该剧的霸权叙事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