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份,武汉爆发了名为“COVID-19”的新冠状肺炎疾病,到了 2020年1月份湖北省宣布“封城”,随后各个省份也开始爆发新冠状肺炎。我国政府下令对各个地区进行管制,要求人民群众在家保证安全,同时切断传染途径。许多企业关闭,劳动者在家等待着上班或在家进行网络办公。经过了长达三个月的抗争,终于“新肺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此期间,全国许多企事业单位发起公告,在“特殊时期”实行了特殊工时制度,例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起公告:“实行弹性工时制度,2月3日至2月9日,由省法院院领导和各部门一名负责人正常上班,具体在岗人员由相关部门确定。”可以看出特殊工时制度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社会上受人追捧的制度,并形成新型的劳动关系。我国当前适用的有关工时的法律制度建立时间相对较长,主要是基于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第四章、同年原劳动部颁发的《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审批办法》和1995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来执行的。特别是关于特殊工时制度的规定位阶低,这些规定呈现出较强的原则性,细化上也略为不足,而且现代企业商业经营方式和劳资关系中的雇佣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需要对我国现行的特殊工时的相关规定及现状加以分析,从而发现问题并从中找到解决方案。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特殊工时制度的概念、性质、分类及意义。首先介绍特殊工时制度的概念,使大家对其有一个基本理解,通过分析特殊工时制度的法律性质中的两个学说意在指出我国理论界仍未得到统一,在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博弈中,笔者更倾向于两者融合的观点,从而引出笔者对此性质的观点。同时描述了特殊工时制度的两种分类。最后阐述了特殊工时制度对我国的意义,简述我国适用特殊工时制度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部分,介绍域外立法。笔者通过阅读和研究韩国、日本和英国三个地区国家关于特殊工时制度规定,对我国完善特殊工时制度提出一些参考意见。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特殊工时制度存在的问题,如:没有统一的上位法、审批程序过多,适用范围不明确、对特殊工时制度监督不足、对加班费和休息规定不足。希望从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出发,找到合适的改善方法。第四部分,笔者主要从立法、监督、执法提出个人的建议,如提高特殊工时法律位阶、取消审批模式、明确适用范围、加强劳动保障机制建设、建立一套独立的特殊工时制度休息模式和完善我国特殊工时制度加班费规定。从而构建一套系统的特殊工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