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反拨了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和形式主义“文史分裂”的观点。它重新审视了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把历史视为“是在不断的连续和断裂中,对当代做出阐释性的启发的文本”,强调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认为两者存在着互相印证、互相阐扬的张力结构,两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文化网络关系。与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拥有众多契合之处的严歌苓,其历史书写也体现了众多“新历史”特质。严歌苓的小说时常在交错叠置的叙事时空,展开复调叙事,立足于民间立场,对宏大叙事所忽略、遮蔽的日常生活、逸闻野史进行书写,让沉寂历史事件浮出地表,触摸了更为具体鲜活、真实可感的小历史。其历史叙事一方面把关注的目光从国族、社会等大集体转移到个体生命经验上,将客观历史主体化;另一方面走向历史与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着力描摹边缘人物的情欲纠结,摄照历史边界上多样复杂的生存景观,彰显历史的诗性与优美。严歌苓历史书写的“新历史小说”特质与其移民作家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温情脉脉的故国记忆以及中西缠绕的文化语境是影响其特色历史书写的原因。同时赋予了其历史小说深刻的理性反思精神、浓厚的个人本位历史观以及异常丰富的历史场域言说等特殊意义。最后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发现、肯定文学书写历史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是实现过去与当下对话、互动,探寻历史的此在的意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架构起符合当代语境的“可理解的历史性”的路径。“拥抱”历史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固有责任和使命,是回归“文学性”本体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文学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张力结构中不断探索群体社会迭代之规律和人性嬗变之诡秘的努力,是文学自觉承担与主动弘扬其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的突出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