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来，唱“红歌”的流行是继“红色经典”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力求刻写红色记忆的又一次努力，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本文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入手，在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唱响“红歌”历史的基础上，重点通过社会记忆及仪式层面对近6年来由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呈现的文本进行了研究与解读。试图从社会记忆及建构的理论视野出发，体察在巨大变迁的社会现实下，由唱“红歌”传递出的红色记忆的嬗变，并剖析在此过程中各种力量对“红歌”这一意识形态符号是如何商妥共谋进而使用的。　　 社会记忆是立足于当下需要对过去的事物进行的建构，同时社会记忆也是当下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域，各种力量都试图刻写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记忆。然而，某一社会记忆的达成却是各方力量最终商妥与共谋进而相互借用的结果。也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过去的记忆发生着改变。　　 “中国红歌会”的产生及其呈现表明，当下各种力量在变迁的社会现实下，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围绕意识形态象征符号--“红歌”展开争持，力图建构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记忆，并最终实现“商妥”。它不但有助于认识当下中国现实情境，也是对Michael Schudson(1992，1995，1997)“集体记忆是商议妥协结果的观点”的验证。然而，其代价却是对“红歌”资源的无规制性使用，使得红色记忆流传之中就天生存在狂欢与纪念之间的紧张，并使之成为矛盾的综合。在此，流传下来的“红色记忆”却嬗变为狂欢的“红色记忆”。这也反映出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红色记忆的刻写既受制于社会各种力量，又需要在各种力量之间商妥，然而“商妥”之间情事已然嬗变。　　 “中国红歌会”的产生本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以试图振奋社会精神，增强社会道德，强化认同及凝聚力，这本身是个主观上力图“返魅”的过程，更是个力求建构红色记忆的过程。然而主观上“返魅”的努力却得到客观上“祛魅”的结局；主观上力图建构红色记忆，客观上却起到解构红色记忆的实际效果。因此，“中国红歌会”的产生也就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唱“红歌”及“红色经典”一样，继续进行着解构与“祛”红色记忆之魅的工作。而这种状况既表明意识形态转型的迫切，也只能从意识形态转型中去寻找出路。　　 此外，本研究还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内涵事物生成社会记忆的研究个案，是对Michael Schudson对具有封闭性内涵事物引发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