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重新定位和审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相遇”已迫在眉睫。由于历史上中西交往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复杂关系,使不少中国人对基督教一直抱有抵触心理,在相互了解上也交织着诸多误解。虽然我们要时时铭记以史为鉴,但不能一直戴着历史的“眼镜”来看待现在的景致。基督教的广泛存在,对之加以抵制和排拒已然不可能,新环境要求我们将以往坚硬的甚至是零和式的“对抗”变为双赢式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督教徒在中国的猛增,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的蔓延,有这个时代的特殊体现。首先体现在一些20世纪没有任何基督教信仰渊源的地区,近几年也突然屹立起来了基督教堂,笔者将其称之为新兴教区。其次体现在新时代的人们看待基督教已没有了以前那种受历史侵华事件影响而带有的仇视,在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更多了些包容。最后,由于宗教政策的宽松和人们选择信仰的自主性的增加,基督教的兴起与民间信仰的复兴是同时存在的,而两者如何友好相处、互利共存,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消解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隔膜和不同信徒之间的偏见,是本文最为关注、并着力探讨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切实关心的问题。基于以上背景,笔者在对一个集基督教新近几年才发展起来,而原有民间信仰氛围浓郁的特点为一身的村落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分别从非信徒即民间信徒的视角了解基督教,以及从基督徒的角度了解基督教在当地的处境,深挖两者之所以可以和平共处的深层原因,由此提出本文的核心论点:即基督教在农村民间的本土化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而在这种必然性的驱使下,农村民间这种本土化的基督教信仰是会成为与佛教、伊斯兰教等制度性宗教并行的、并被赋予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宗教形态?还是会慢慢融合为不同于制度性宗教的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不管是对数据的统计还是对访谈的整理,对表象的深描或对内在价值的剖析,都助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即基督教在农村民间社会的本土化,尤其在一些基督教新近几年才成长起来的新兴教区,它既保持了自身外在的独立形态,包含有制度性宗教的元素,又融合了中国民间信仰和传统礼约乡俗的特性,成为了一种多样性与独立性共存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型基督教。尽管如此,基督教的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用文化自信涵化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在政府工作层面因势利导,把基督教纳入正常的宗教管理渠道;在教会层面要积极发扬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不能把眼光限于教会内部的建构;在民间信徒和基督徒交往方面,不能因为不同的信仰身份影响大家共处中华大地、同为中华子民的和谐相处。同时要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因教制宜、因人制宜,寻找有利于丰富中国文化内容、有利于提高民众精神生活质量、有利于发展中国化基督教的有效途径,促进中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