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韬的研究，近几年来是个热点，从解放前至今共有144篇研究论文，专著有三部。研究范围涉及王韬的生平、事业、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史学思想、商业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人才思想、文学著作等。在诸多研究中，王韬的文言小说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环节。这几十年来，研究文章只有4篇：陈汝衡《王韬和他的文学事业》、李景光《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龙绪江《略论王韬的<后聊斋志异>》，陈建生《论王韬和他的<淞滨琐话>》，而且这些研究文章仍然停留在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传统套路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对王韬的介绍大多也是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报刊新闻事业等方面，对其文言小说或介绍很少，或评介不够公允。如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在谈到清代以后的短篇小说时，对王韬的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只字未提，甚至认为：“文言短篇小说再也跳不出‘聊斋’框套，短篇小说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了”，这样的评论显然过于武断。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对其文言小说也只字未提。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认为王韬的文言小说则是多写“人世沧桑，男欢女爱，烟花的苦难遭遇，狐鬼花妖的妩媚真情……在当时外侮日逼，民族危难的历史条件下，这类文言小说不能不视为消闲之作。”显然评论有失偏颇。总之，目前对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很不系统，缺乏新颖的角度和独特的思考。实际上由于王韬特殊的生活经历和进步的思想意识，他的文学著作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西文化融合、冲突的大背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一纵一横两种文化角度来探讨王韬文言小说的意义，使人们对王韬的作品有一个全新的定位，从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足迹有更深刻的认识。王韬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早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渝地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全球文化观念。如果我们单纯地以今天的审美习惯去阅读王韬于100多年前著述的三部文言小说《遁窟谰言》、《淞滨琐话》、《淞隐漫录》，也许会发现它们有些平淡无奇，甚至肤浅，然而如果把这些文言小说放到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漫长历程中考察，就可能会发现处于近代这一时期的王韬是难能可贵的近代化开启或先行者之一。这种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小说展示的文化视野不再是封闭的、本土的，而是放眼全球，放眼全世界。.这种全新的文化视野，具体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与爱国思想;广大国人希望认识世界畅游全球的迫切愿望和异域见闻录;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 在全球化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他的文言小说比《聊斋》显然有所突破，异国文化和异国人物被纳人王韬的文化视野，这些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所体现的新锐思想、新奇风光、新鲜人物等，对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民有振聋发啧之功，对尽快结束中西文化相互对峙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封闭，自给自足的现状有一定的现代、化启蒙，显示出王韬高人一等的认识水平，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也为我国文言文小说开拓了崭新的题材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呈现出一种文化心态的开放。 近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怀疑与否定，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传统文化眷恋不舍。王韬的文言小说正是反映了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心态，具体表现在妇女观、婚姻爱情观、科举观、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总之，在王韬身上典型地表现出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那种黎明已经来临、黑暗尚未褪尽的特殊文化意识和精神心态，这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决定了王韬的文言小说在种种方面都存着深刻的矛盾，革新与复古，进步与落后，互相交织，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写照，而小说中所表现的具有近代气息的文化意识无疑显示了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在向现代化迈进时的种种实绩。 经历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每一个方面在王韬身上都有着深深的烙印。置身于中学于西学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文化之中，王韬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在内心深处，重重的矛盾使他对未来、对自身都充满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迷惘。在沙那个特定的时‘代，他代表了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向现代化迈进时种种的仿徨、苦闷，看不清前途、无法把握未来的恐慌。这种迷惘的状态在他的三部文言小说中具体表现在对社会的另类期待;人生价值取向的低靡;个人生活的颓唐。乎 总之，王韬的文言小说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文言小说鲜明的时代内涵、世界意识，堪称是文言小说的最后一个大家。尽管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是它对以往和同时代作家文言小说的超越和创新却是难能可贵的，是更令人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