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唐代杨士勋在《榖梁传疏》中说：“左氏善于礼。”礼学是关于礼的学术活动的总称,是中国传统社会居于主流的话语体系,以其为视角来探讨《左传》对《春秋》的阐释,无疑对我们深入理解《春秋》,认清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态大有裨益。历史进入春秋之后,“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室微而礼乐废”。春秋末期诞生了礼学,其标志是诸多政治家、思想家针对三代礼治由盛而衰、由衰而毁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自觉反思礼的存在,张扬礼的功用,提升礼的地位,探究礼的由来。孔子晚年正定《春秋》,旨在存亡继绝、补衰起废。学者识得此意,乃可以论《春秋》。《左传》虽然在形式上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但是从内容实质上说,它与《春秋》同系春秋时代的礼学名著。书写历史事件不是二者的目的,借史以解经、明礼才是它们的宗旨。就宣传礼学精神的本质而言,《左传》和《春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论述了“唯则定国,礼无不顺”,“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上下之纪,先王尚之”,“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这四个重要的礼学命题。在《左传》中,大多数主题集中的人物语言,几乎都可以被视为自成篇章的礼学专论。就礼学阐发的广度而言,《左传》几乎覆盖了《礼记》讨论的所有内容。从春秋辞令角度,选择四个礼论主题进行了阐述：“礼经国家,为政之舆”,“天经地义,人立于礼”,“言以出信,信以守礼”,“礼有本末,仪非其本”。按《春秋会要》分法,把《春秋》及《左传》中的礼归纳为“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春秋是礼制的崩坏时期,却绝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尊礼重礼的观念。《左传》对具体礼仪的叙述乃是融在具体的史实之中。《春秋》尤其是《左传》中大量关于礼的叙述,展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之事于斯备矣。《左传》成功地塑造了大批深入人心的礼法楷模。从《左传》众多礼学“群星”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六个人物,即“克段于鄢,射王中肩”的郑庄公、“获五善人,论三不朽”的叔孙豹、“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子产、“救民百姓,行补三君”的晏子、“辞不忘国,先国后己”的叔向、“好学明礼,生不能用”的孔子,对他们的涉礼言行进行了简要的述评。《春秋》全书都是在借历史事件表述作者的礼学主张,这就决定了《左传》以叙事为主的基本表达方式。但是就其具体文字风格而言,《左传》跟《春秋》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对《春秋》的功绩,其性质正好是一种“文”。《左传》在不排斥“文”饰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对《春秋》礼义的发掘、阐释和发挥,使《春秋》的“微言”得以明朗化,从而实现更为充分的社会意义。将《左传》叙事方式归纳为四个,即“属辞比事,具文见义”,“藉言作断,侧笔发微”,“人间吉凶,天象其征”,“隔越取同,凸显因果”,并进行了论证。《左传》以史解经、借事明礼的特殊形式,显然是一种艺术的手法。正因为如此,《左传》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它通过历史事件的外壳,充分融入了儒家的礼法精神,让读者在欣赏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的同时,其礼的基本意识受到不断的强化。《左传》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使《春秋》大义传之久远,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普及礼教,塑造中华民族传统礼法精神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部著作堪与《左传》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