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投资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特点领域,大量事实表明,各级政府不仅在经济危机时具有强烈的动机对权力所辖范围内的企业投资活动进行干预,导致企业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而且它也是企业在常态下经常出现的一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大多都从公司层面(公司治理与行为财务)展开研究,而将企业投资行为纳入到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发生,并且绝大部分的实证研究仅局限于国有产权背景的样本,这制约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以政府干预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涵盖政府干预各要素在内的理论框架,全面考察各要素的相互运作机制,深入剖析政府干预导致过度投资的内在根源,重点挖掘政府干预下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和基本路径,试图从制度背景层面为拓展过度投资研究做出学术贡献,并为相关政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企业过度投资表现类型有哪些?企业过度投资形成的根源是什么?只是代理问题所致还是另有原因?各级政府是否将其公共治理目标或官员私人利益通过干预投资的形式内化于企业?地方政府在干预企业投资活动过程中的资源分配状况又如何?何种特质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投资方面成为政府干预对象?是否存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机抉择?离任前的地方官员是选择“宁静生活”还是“最后一搏”?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上述问题在理论上尚未得到系统研究,仅有少量文献从实证方面证实了中国企业过度投资问题与政府干预的关联性是现实存在的,但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进行干预的动机、被干预企业的特征、资源分配的渠道、分配资源的权力以及干预时机等问题鲜有涉及,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各级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难题。为此,本文研究按照如下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由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政府干预型过度投资,这种类型的过度投资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正是政府干预,但仅证实政府干预与企业过度投资二者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还不能对企业过度投资进行最本质的解释。本文认为只有更加全面的回答了政府为什么要对企业实施干预进而引致投资过度,其动机是政绩考核还是官员私人利益?才能最终从本质上挖掘企业过度投资形成的内在根源,因此,这是本文研究的首要任务。其次,当地方政府有干预意愿和干预动机且决定对辖区内的企业实施干预行为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的目标和对象?这些被干预的企业有着怎样的特征差异?与干预动机的研究相对应,如果说地方政府是干预行为的“发动者”的话,而被干预的企业则是干预行为的“接受者”。由此可见,除了必须分析作为行为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外,还应更进一步考察被干预企业的特征,只有将干预行为的对立双方都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才能全面理解政府干预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再次,当对政府干预的动机以及被干预对象有了深入理解后,更为关键的问题则是：政府是如何对企业实施干预进而导致其投资过度的?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媒介”?政府的意愿表达作用于企业投资究竟依靠的何种中间变量?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最核心问题,它研究的是干预动机与被干预对象之间的传导机制,只有准确的挖掘到这一机制,才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过度投资的方法。最后,上述研究分别回答政府干预动机、被干预企业以及二者之间传导机制的问题,到此有关政府干预下企业过度投资形成机理已基本明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体系还只是从静态视角展开的。然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却是随着主导者和决策者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不仅表现在前后任官员更替时,也表现在同一官员在不同的任职期限内。因此,企业过度投资在政府官员任期方面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拓展人们用动态的观点和视角来重新看待过度投资这一非效率行为,这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选取了2003-2010年间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A股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了如下几类上市公司：(1)金融类上市公司；(2)STPT*ST类上市公司；(3)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4)实际控制人为外资、社会团体的上市公司；(5)当年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6)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研究结论表明：(1)政府干预动机方面中国上市公司在2003-2010年间平均新增资产所占存量资产的比重为5.85%,新增资产占当年存量资产的最大值为27.95%,缩减投资的最大规模达到存量资产的4.83%,中国上市公司新增投资中总体表现出投资不足,非预期投资的平均数与中位数均为负值。多元回归的检验结果显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帮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缓解财政赤字压力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形成动因提供了经验证据；此外,缓解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也促进了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但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并未构成政府干预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2)被干预企业的特征方面经济产值贡献越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的对象；而在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这一关系并不存在。无论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还是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济贡献度都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值贡献这一标准选择干预对象时,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样本的经验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关系。对于营业税贡献,无论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营业税贡献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变量构造导致的。但在分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检验中。对于所得税贡献,无论是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在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样本中,所得税都对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把市场化程度这一制度环境因素加以考虑后,可以看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所得税对过度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一关系尽管为正向关系,但并不显著。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所得税比重对过度投资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环境下,回归系数也存在不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在依据所得税这一标准选择干预对象时,受到市场化进程的制约。基于动态视角研究的最终结果可以得出,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过度投资的水平是不一样的。相对于成熟期而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容易在导入期和成熟期发生过度投资,衰退期和淘汰期并无显著差异；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则更容易在成长期发生过度投资,导入期、衰退期和淘汰期的差异也不显著。此外,该部分研究还证实了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命周期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3)资源分配方面总体上,随着地方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内企业的平均干预程度相应减弱,政企关系也随之淡化,过度投资问题得到显著缓解。同时,地方政府对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也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该部分还更详尽的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划分不同样本,并重新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天然”的与地方政府存在紧密联系,一直都是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这并不因为地方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而显著弱化；相反地,民营企业虽不具有国有企业那样在政企关系上的“先天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尚无“后天可能”。这证明了另一结论：企业成功上市是产权背景在构建政企关系方面的有效替代机制。而在关于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研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越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享有优先权,更容易获得资源优势,这为过度投资提供了保障,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尽管由于上市这一因素弥补了政企关系的欠缺,但仍然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反应系数小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4)政府干预时机方面关于政府干预下企业过度投资形成动机方面的规律可以描述如下：在地方官员上任初期,由于对当地经济状况缺乏深入了解,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程度较少,因此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不高；当官员任职期限的逐渐延长,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再加之官员自身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密以及中期连任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加重,企业此时的过度投资水平呈现出上升趋势,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这一规律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随着任职期限的延长而临近任期届满,地方官员更趋向于选择“宁静的生活”,进而减少对企业的干预,特别是在离任当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下降。总体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地方官员任职期限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官员任职期限方面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本文创新点与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方面。至始至终立足于政府行为视角的研究使得本文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有了全新的认识。尽管政府干预因素越来越多的纳入到研究框架内,但针对政府干预与企业过度投资的直接研究却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角仍是企业,导致对政府干预变量的考察受到一定的局限。本文因此而转换研究视角,从过去立足于企业立场转变为立足于政府行为,研究视角的转换不仅使得本文研究至始至终围绕政府干预这一政府行为而展开,而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形成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政府干预动机、被干预企业、资源分配、政府干预时机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2)理论分析方面。本文首次在理论上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了政府对企业实施干预行为进而导致投资过度的整体分析框架。本文首次将企业过度投资依据形成原因不同,划分为代理型过度投资、竞争型过度投资、输入型过度投资、认知偏差型过度投资和干预型过度投资,并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干预动机、被干预企业、资源分配和政府干预动机等方面对干预型过度投资的形成机理进行了逻辑分析,这不仅为实证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更有助于全面理解干预型过度投资形成的本质根源。(3)实证分析方面。为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发展提供了微观传导机制方面的经验证据。政府行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虽然本文并没有将此作为主要内容,但政府通过对企业实施干预行为进而导致的过度投资,可以被看成是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传导机制,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倘若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政府意愿,那么包含政府变量在内的企业经营决策函数最终会通过企业的经营后果传导至宏观经济运行,这实际上表明过度投资是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效变量。本文实证方面的研究确实也证实了这一基本规律,这有利于理解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路径。(4)研究内容方面。研究内容丰富有关政府干预与企业过度投资的相关文献。本文从政府干预动机、被干预企业、资源分配和政府干预动机等方面展开的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有些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比如理论上,企业的税收贡献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赤字,再加之分税制的相关规定和财政分权导致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在选择干预对象时有理由将其税收贡献作为其甄选标准,而目前尚未文献专门针对该领域的展开研究,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再如,与以往文献仅局限于对政企关系进行测度不同,本文认为资源分配同时取决于政企关系与政府对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二者缺一不可,而有关分配权力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除此之外,有关财政赤字、生命周期、官员更替以及民营企业的过度投资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也为数不多。除此之外,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1)内生性问题；(2)变量构造有偏；(3)数据涵盖期间不完整；(4)变量选择存在小范围的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