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刑法》将强迫交易行为从“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罪”中剥离出去,设置为单独的罪名,重点打击以暴力、威胁手段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随后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的具体行为类型进行了丰富,在传统强买强卖商品、服务的基础上,扩充了交易对象的种类以及强迫交易的形式。尽管强迫交易罪这艘“特修斯之船”不断修葺和更新,还是难以避免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过去,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本罪的研究不甚深入,主要围绕本罪手段行为中的暴力行为程度、威胁行为程度,以及与相关罪名的理论区分展开。然而,这种研究尚停留在理论阶段,尽管在理论上已经获得较为明确的结论,却难以指导真实的案件判定。当理论与实践存在巨大的鸿沟之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其中架起一座桥梁。故笔者试图将对实践疑难问题的思考,联系到刑法理论,再由对刑法理论的合理理解,具象到基本案件事实。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强迫交易行为的综述,包括概念、分类、规制必要性以及当前我国法律对该类行为的多方规定。本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要介绍强迫交易行为及其分类。根据介入交易阶段不同将强迫交易行为分为对具体市场行为的干扰以及对市场主体资格(市场交易公平环境)的干扰;根据对交易的影响角度分为促进交易型和阻碍交易型。第二节对进一步规制强迫交易行为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第三节从非刑事规制以及刑事规制两方面阐述对强迫交易行为不同程度的具体法律规制。第二部分关于强迫交易罪中的“强迫”问题。该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旨在解决暴力行为对象范围的问题。根据暴力的刑法内涵和本罪自身特点总结本罪中暴力的三点特征,并由此推出本罪暴力对象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物。第二节针对理论界热议的暴力程度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暴力程度无法决定本罪的定性,并分别从人、物两方面对本罪暴力程度进行研究。本罪对物暴力的下限需达到引起被害人意志不自由程度,且无需设定上限。针对“数额较大”为限的观点提出三点质疑。而关于本罪对人暴力的幅度。对论界提出的“轻伤”、“重伤”上限提出质疑,分析由此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最终得出对人暴力程度也无需进行限制。第三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得出强迫手段的具有延续性,潜在的威胁属于“威胁”的范畴的结论。第三部分关于强迫交易罪中的“交易”问题。第一节对交易内涵进行解读。交易在一般意义上与刑法意义上的内涵不同。第二节指出本罪交易的独特性,本罪中所指的交易应当具有市场性、强迫性、有偿性、合法性的特点。其中市场性是指交易标的物本身具有市场性,而合法性是对交易形式上的要求。第三节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交易”的认定方式。交易的认定应当将交易外观和交易目的两方面结合。此外,交易目的的认定中需要注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关系。第四部分关于强迫行为与交易行为的关系问题。本章由两节组成。第一节分析了强迫行为与交易行为在本罪中的复合关系。强迫行为与交易行为相关,意在促使交易的实现。第二节分析了强迫行为可能发生的交易阶段及其对行为定性的影响。但最终能够决定行为定性的并非是强迫行为的发生阶段而是行为的本质。第五部分关于强迫交易罪与关联罪的重合问题。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笔者通过真实案例对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容易混淆的现状进行思考,提出问题。随后,笔者从理论角度对两罪的各方差异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分析两罪混淆现状的成因:第一,本罪客观行为不具有典型特征;第二,行为模式与抢劫罪高度相似;第三,主观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存在逻辑联系;第四,复合评判标准的错误引导;第五,行为人表述不明。最后,笔者试图通过对两罪从暴力程度以及支付价款合理角度进行分类,对列举出的四种情形分别定性。其中,对同时满足高度暴力和合理对价的情形按照受害人角色的不同进行分类定性。第二节主要探讨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时同时触犯两罪时的刑事处置。笔者认为当行为人造成受害人重伤结果时,属于强迫交易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当导致被害人死亡时,仍旧评价为本罪中的“情节特别严重”,并在法定刑以上适度加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