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得到显著提升。安理会会议和决议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安理会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决议数量也明显增加,显示安理会性行动正在强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日趋增强,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观念也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与时俱进,推动中国更加积极介入安理会的这类强制行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在安理会强制外交中的投票行为。所谓安理会的强制外交,指有关安理会范围内,围绕是否采取强制行动所展开的外交活动。而安理会采取的强制行动,在冷战后,越来越多的涉及对一国国内冲突的干预。本文依据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认为,一国在安理会强制外交中的行为受其外交观念的影响,在中国这个具体的案例上,涉及三种不同的核心外交观念,分别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避免对抗和与他国协调。本文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强制外交中的投票行为,以及发言,作为研究对象,以投票行为的变化,和发言内容的不同,表征中国上述三种观念的内在变化。具体来说,本文研究并不包含中国在联合国所有的投票行为,而只涵盖中国在有关关于国内事务的强制性决议中的投票行为,中国在有关采取军事强制措施的强制性决议中的投票行为,以及中国与核心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些投票中的一致性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受观念的变化的影响,中国在安理会强制外交中的投票行为存在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基于1990-2012年共23年来安理会强制性决议草案的投票数据,研究发现,以2000年转折点,在2000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中,中国的投票行为存在明显的不同。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投票行为表现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新变化：第一,由于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上出现更多的灵活性,也由于中国对大国协调的更多重视,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强制行动决议的支持度显著提高,表现为赞成票的绝对数和比例有大幅提升。第二,在有关决议有违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背景下,考虑到大国协调和避免对抗的外交观念,中国会选择弃权,但弃权的比例在后一阶段明显少于前一阶段。第三,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外交更为积极进取,在有关决议严重违反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背景下,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也会行使否决权。整体来看,本文在国内首次对中国在安理会外交中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尝试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收集、整理并分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投票数据,为论文提供了扎实的实证数据支持。此外,本文还注重案例分析的方法,在论证过程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相关实例,通过这些实例的研究来为本文的论证提供进一步佐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强制外交中投票行为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外交整体战略发展演进的宏观趋势,对此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探讨,有助准确把握中国外交发展的未来趋势,也能够在相关领域持续开拓创新,为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