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对民间海洋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濒海的淮安府更因受到海势东迁——黄淮合流、挟沙入海的影响而被挤压掉海洋发展的空间。以清初五条沙的淤出——境内出海口的失去为分界线,淮安府民众向海讨生的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宋代以来的黄河夺淮虽由淮安府入海,但在明万历朝之前,对境内民众生计影响不著。潘季驯“束水攻沙”治水策略下的高家堰建成后,海势东迁加速,濒海州县民众原有生计模式在河决海溢的冲击下难以为继,于是冲破官方海禁限制、向海讨生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选择。与此同时,黄淮合流使得向北漕运的河道多遭淤阻,漕运总督府所在、濒海的淮安成为官员要求重开海运的首选之地。在已经形成的河运利益群体以及皇帝认为河运更加安全之考量的合力影响下,隆万之交的海运旋开旋罢。淮安府濒海州县民众迅速调适,制造出了适合黄、渤海域的独特海船——海雕船（淮船）,并凭借所掌握的航海技巧和经验,充分利用万历二十年入朝抗倭战争、四十六年辽东战争期间朝廷重开海运的时机,在被朝廷征募的同时,又游离于朝廷管控之外,发展出了淮安至辽东的海上商业路线。与此同时,在盐场官员盘剥和海势东迁的双重影响下,淮安府盐场灶丁纷纷逃亡,利用熟悉周边江海水域的优势,聚集成群,成为追逐高额利润的贩私盐徒。他们的勇悍和对海域状况的了解,使得他们在北部爆发战争期间被招募为水兵,与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缔结起了军事——商业联盟。及至清代,五条沙的淤出使得淮安府民众向北贩海之路堵塞,为缓解人口激增的压力,将海势东迁淤出的大面积荡地开垦为田成为濒海民众的自然选择。为保障两淮盐课这一重要财政来源,朝廷虽借鉴其他盐场的垦荡管理经验,并对垦荡行为进行约束,但盐务官员没有充分意识到当地海势东迁速度远超于其他地区盐场这一现实特殊性,试图以既有的管理模式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纵有调整,仍滞后于实际变化,使得民灶之间纷争不断。直至清中期,海势东迁趋于稳定,朝廷亦接受了荡地为田的现实,开始征收田赋。淮安府民众由海转陆的生计转型基本完成。淮安府海口区域在海势东迁影响下的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直至清初,庙湾民众一直积极向海讨生,一度成为南北海上贸易的转运站,“求富于风涛”是境内民众的生计共识。海势东迁带来的庙湾陆地面积淤涨,行政级别亦随之提升,最终成为新县阜宁的治所。相应地,海洋发展空间不断萎缩,农耕式生计模式开始占主导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较少受到海势东迁影响,北方由淮安府析出的海州赣榆县出海口青口镇则抓住乾隆年间以来朝廷海上贸易禁令解除的大好时机,在地缘上取代庙湾成为南北近海商贸活动的重要中转站,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两地的发展差异体现了海洋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更强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