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变动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汇率趋势性变动，其二是汇率短期的波动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别对此进行了测算，并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东亚国家为例，分析了短期实际汇率波动，中长期实际汇率错位对贸易、FDI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短期汇率大幅度波动；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造成的中长期实际汇率错位都不利于东亚国家外向型经济的稳定增长。目前，以BBC汇率制度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度是东亚国家的最优选择。结合东亚国家实际，本文就钉住货币篮子的构成，汇率的调整、区域汇率合作等技术性问题，制度性安排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最后，结合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就我国目前汇率趋势性升值、双边汇率波动增加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其所具有的BBC汇率制度特征。从长期来看，与汇率制度改革相配合，我国应寻求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在汇率制度路径设计上可以维持目前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为基础，逐步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范围，实现区域化，最终成为地区主导货币，适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起源和意义，介绍了论文的框架，研究的基本思路，结构安排和主要结论，最后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综述了短期汇率大幅度波动对贸易、FDI的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经济理论文献认为，汇率波动增加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也不排除有些条件下其对贸易促进作用。同时基于汇率的不确定性，不少经济学者在考察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中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为特征基础上，同样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汇率波动增加会抑制FDI流入，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而在发达国家情况有时不同。这些理论结论大多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虽然在时期、样本国家和汇率波动测算方法有所不同中，但总体而言，支持汇率波动对贸易、FDI产生负面影响的文献居多。第三章，比较了各种短期汇率波动的计算方法，首先结合东亚国家实际，运用移动平均和AR—GRACH方法测算了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汇率波动率，发现除马来西亚外，大多国家的汇率波动率经历了三个阶段：金融危机前，汇率波动率极低，在1998至2001年期间汇率波动率明显增加，具有一定浮动汇率制的特征，此后汇率波动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有所减小。其次，笔者对汇率波动率增加对经济增长、贸易和FDI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汇率波动率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其中汇率波动增加对进口的抑制作用、流入东亚国家FDI大幅度减少是导致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第四章首先考察了实际汇率错位对经济的影响机制，比较了各种实际汇率错位的计算方法。其次，使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对东亚国家实际汇率错位进行了估算，发现金融危机前各国实际汇率高估程度不断增加。最后，使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对东亚各国实际汇率错位、经济增长、贸易和FDI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汇率错位与各宏观经济变量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第五章在区分名义性冲击、总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实际汇率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实际汇率的路径调整问题，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最后结合东亚国家实际，使用SVAR方法对影响东亚国家实际汇率的冲击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就影响实际汇率的因素而言，供给和需求冲击均对实际汇率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名义汇率调整的作用，在泰国、马来西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个国家中影响实际汇率、相对价格水平的因素相似，供给冲击使实际汇率升值的幅度高于相对价格的调整。名义汇率的调整，更能加速实际汇率调整至均衡水平，同时通过名义汇率的调整，能够部分吸收生产率、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实际冲击，避免相对价格调整产生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保持汇率适度的灵活性十分必要。第六章对东亚国家BBC汇率选择的优点、可行性和汇率合作进行了探讨，重点对BBC制度中钉住货币选择、汇率调整时机和幅度等技术性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考虑东亚国家与主要国际货币国家如美国、日本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密切程度、国内外债的不同组成结构等因素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美元、日元和欧元等货币篮子中权重货币的选择问题。其次，提出按照汇率贬值率等于本国目标通货膨胀率减去国外预期通货膨胀率，并扣除估计的生产率偏差为依据，来适时调整中心汇率的规则。最后就共同货币篮子形式的货币合作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七章针对中国在2005年7月21日进行的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BBC汇率制度中所钉住的篮子货币构成、汇率波动性增加等特点进行了实证检验。笔者在比较了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的不同特点基础上，提出内外均衡的经济发展思路和以维持目前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为基础、逐步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范围，实现区域化，最终成为地区主导货币，适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的汇率制度路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