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士是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的重要人物,以沪军都督之名蜚声沪上。他在生前饱受争议之苦,死后却安享殊荣,成为国民党推崇备至的革命元勋。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由各种势力共同叙写,夹杂于中的政治利益与私人情感,犹如足上的镣铐、头顶的光环,模糊了历史的真实。易世则恩怨绝而公论斯彰,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重新回顾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或可还原历史的本真,重新认识这位颇具争议的革命烈士。民国初年,涵盖了辛亥革命及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统治时期,这是一个社会格局极剧变化、政治权力频频交易的时期,亦是一个民智开启、舆论驳杂的年代。政客党人、娱乐小报及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建构起虚实混杂、毁誉交参的多元叙述格局。陈英士叙述最早现于晚清,描绘出一名“锋芒初露”的党人形象。辛亥革命之后,陈英士以非常手段和杨梅都督之名声名鹊起,其任职进退更关乎全国政局,叙述也围绕这三个焦点展开。陈英士被刺后,叙述的重点有所转移,出于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需要,他被民党树立为共和旗帜。尽管赞誉之声响彻一时,但此时的叙述依旧是多元的,北京政府以中肯的评价拒绝了民党的国葬请求。陈英士归葬湖州以后,军阀混战不已,局势持续动荡。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势力不断增强,孙中山、蒋介石的权威也相继被树立起来。新权力的形成和新权威的产生垄断了陈英士叙述的话语权。孙中山凭借自身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知识理论的角度给予陈英士“吾党唯一柱石”的崇高定位,奠定了国民党的叙述基调。蒋介石以作陈烈士“第二化身”为口号,凭借国家政权优势,牢牢掌控话语权,确立了国民党正统叙述的要点。由此,陈英士被提升至仅次于孙中山的位置,其革命功绩被纳入国民党正统革命史的叙述体系,其个人精神被统归于国民党的价值体系。由权力与知识的结盟而产生的话语权力,刚柔相济,使民众更容易相信其合法性,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陈英士崇高的英雄地位。国民党官方叙述的有效传播仰赖于严整的制度设计和系统性的党化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公共性的时间、空间和仪式都成为可供规范的政治资源,叙述借此得到展演,创造出国家规范下的典型英雄。陈英士叙述是国民党正统革命史叙述的组成部分,以党化教育为指向,国民政府积极构筑起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体系:社会教育的目的在尽可能多的把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纳入叙述体系,故以出版党史专著、先烈丛书,进行革命资料展览为主要传播方式;学校教育更具操作性,陈英士叙述不仅被纳入学校教育的时间空间领域,还深入到基本的课程设计之中。叙述的目的在“追述往昔,勉励来者”,陈英士英雄叙述的文本具有相似的行文特征,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缅怀过去的史事建构、直指当下的政治表达、面向未来的品格塑造。官方的陈英士叙述有着鲜明的政治实用性,它不仅是国民党对内推行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还是进行党外政治攻讦的舆论工具,甚至成为了坚持民族抗争的伟大旗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官方叙述的强力推行之下,民间的多元叙述并未完全断绝,而是潜存着来自地方、私人以及其他党派的多元声音。这些叙述各具特色、变化不断,或迎合官方叙述,争取革命资源;或为构造轶事,博取众人关注;或作政治宣传,展开舆论攻势。囿于身份地位、写作动机、情感以及认识深度问题,一些叙述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作为官方叙述的补充,这些叙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极大地丰富了陈英士的不同面相。本文从叙述的角度出发,以陈英士为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的陈英士叙述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分析,综合再现了整个民国时期陈英士叙述的特点与变化。在梳理中,展现了陈英士叙述在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一元与多元叙述的互动博弈,从而揭示了历史记忆、威权政治与历史叙述间的复杂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