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能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是行刑证据衔接的重要研究内容。行政鉴定意见是“行政鉴定”与“意见”的组合,而非“行政”与“鉴定意见”组合。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行政鉴定行为的结果,即行政鉴定行为产生的专业性意见证据。“鉴定”的根本在于有专门性问题的存在,其含义就是“鉴别、确定”。广义的行政鉴定意见就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行政鉴定行为而取得的专业意见,具体包含三类: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主体委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制作的鉴定意见、行政机关依职权出具的检验报告和认定意见。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了行政鉴定意见的理论定位、内涵特点、证据属性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逐一比较行政鉴定意见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认定意见等相似证据形式的区别和联系。第二章通过检索我国2019年度涉行政鉴定意见之刑事案例,阅读和分析其刑事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行政鉴定意见的审查和采纳存在的问题。第三章进行域外考察,域外的犯罪界定、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二分,另一种是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违法犯罪一体化。在前者的法律运行体系中基本不存在行刑衔接问题;在后者的法律运行体系中,又因为行政机关被赋予刑事协助的调查权和证据规则统一等而基本不存在证据衔接的困境。但是域外制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如权利保障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政鉴定意见采纳的制约和限制。第四章分析了行政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通过对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区分比较,如事实认定、证据形式要件、取证程序、证明标准的比较,研究了行政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影响因素和理论缺口。基于前述对比,分析行政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学说即“授权委托转化说”、“可重复收集说”、“否定说”、“合法性审查说”四种观点,行政不法与刑事犯罪导致的体系差异不足以构成阻碍行政鉴定意见进入刑事诉讼的内在依据,但是却能成为前置形式审查的正当理由。第五章希望结合当前我国司法实务,在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司法制度的作用基础上,在挖掘此次新《刑诉法解释》修改之导向的前提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化路径,主要是从诉讼阶段和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和审查内容、审查程序三个角度加以设计。